排序方式： 共有7条查询结果，搜索用时 15 毫秒
1
1.
小区是居民日常生活和构建社会关系的重要场所,由于居住环境差异,导致剥夺现象发生。为探究居住环境剥夺对房价的作用机制,构建居住环境剥夺测度体系,创新了居住环境剥夺指数计算方法,运用混合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居住环境剥夺与房价的关系。结果表明：（1） 兰州市平均房价为12566.93元·m-2,空间上呈现出多核心、组团式分布格局,表现为从核心向外逐级递减的趋势。（2） 基于6个维度服务设施数量和种类差异,居住环境剥夺也呈现出不同空间分布格局。（3） 所有服务剥夺均与房价呈负相关,教育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强,生活服务剥夺对房价影响力最弱,教育和交通服务剥夺交互作用对房价解释力最强。研究结果对促进资源配置公平和城市健康快速发展至关重要。 相似文献
2.
黑河中游湿地土壤有机碳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以黑河中游湿地为研究对象,分析木本、高草、低草3种湿地植被类型土壤有机碳的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土壤有机碳含量的大小依次为高草>低草>木本植被类型,0~20 cm的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0.05)。低草植被类型有机碳的空间变异最大,木本植被居中,高草植被最小。高草、低草和木本植被0~40 cm土壤有机碳密度分别为7.33、5.44和4.25 kg/m2。高草、低草植被以表层土壤(0~10 cm)有机碳含量更高,分别占0~40 cm的32%,31%,木本植被以亚表层(10~20 cm)最高,占33%。土壤有机碳含量与土壤含水量、磷素呈显著正相关(p<0.05),与土壤质量、pH值呈显著负相关(p<0.05)。 相似文献
3.
运动健身场所是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的重要推手,探明运动健身场所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对推动运动健身场所的建设、推进“健康中国”战略有重要作用。从省级、城市群以及地级市3个尺度出发,运用总体分异测度指数（Global differentiation index,GDI）、Moran’s I指数、热点分析探讨运动健身场所的空间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灰色关联度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运动健身场所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 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与每万人拥有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主要集中分布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除成都、重庆外,其余省区均分布较少。（2） 运动健身场所数量与每万人拥有运动健身场所数量的GDI随着尺度的缩小而扩大,城市群尺度中,优化提升类差异最大,而发展壮大类差异最小。（3） 经济总量和人口数量是运动健身场所集中的重要驱动因素,人口数量与城镇人口占比的交互作用最强。在城市群尺度上,受教育程度和城市规模大小是运动场所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在地级市尺度上,建成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对运动健身场所的影响更为显著。 相似文献
4.
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是生态环境的组成要素和控制性因素。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是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水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关键是水资源的科学管理。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使水资源短缺问题成为限制内陆河流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瓶颈问题。研究和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和相关的管理机制,是水资源管理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前沿方向。对西北地区黑河流域历史时期的水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转变水资源管理理念,完善水资源管理制度,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相似文献
5.
医疗卫生资源是健康服务体系的基础和保障,高水平、高均衡性的医疗卫生资源是人民健康的保障。以甘肃省为例,基于卫生资源集聚度和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及分解,分析2010—2017年甘肃省14个市、州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的差异,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7年甘肃省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其均衡性整体上升。(2)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分布呈现东南>西北的格局,经济较好的陇中、陇东地区优于其他地区,其中兰州市资源水平及均衡性最高。(3)甘肃省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及均衡性要优于地均医疗卫生资源,河西地区由于面积广阔、人口集聚度相对较小,人均均衡性明显优于地均均衡性。(4)甘肃省整体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差异逐渐减小,医疗卫生资源均衡性得到了较好的改善,同时其区域内差异减小、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且河西地区和陇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是甘肃省整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5)经济水平是影响医疗卫生资源水平的主导因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口老龄化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的解释力较高,同时自然因素的解释力逐年上升。 相似文献
6.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7.
塔里木河干流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总被引：8，自引：1，他引：7
在GIS和遥感技术支持下,利用1973年MSS遥感影像、1983年航空遥感土地利用图、1990年TM、2000年TM和2005年CBERS遥感影像对新疆塔里木河干流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过程和生态环境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73~2005年塔里木河干流区土地利用/覆被发生了显著变化,耕地、未利用地和城乡居民及建设用地面积分别增加了25.72×104hm2、17.33×104hm2和0.51×104hm2,林地、草地和湿地面积分别减少了29.10×104hm2、8.63×104hm2和5.84×104hm2。在1973~1983年、1983~1990年、1990~2000年、2000~2005年4个时段中土地利用变化呈"显著变化—缓慢变化—显著变化—急剧变化"的过程。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的主要方向是林地和草地转化为耕地、耕地转化为城乡居民及建设用地、草地转化为未利用地。土地利用/覆被的变化引起了干流区水环境恶化、土壤质量改变、天然植被严重退化、土地荒漠化和盐渍化加剧、湿地面积减少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 相似文献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