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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及综合效应   总被引:2,自引:2,他引:2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人口素质的提升和综合实力的发展,也是塑造国家和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因素。通过回顾并反思中西方人文地理学视角下的教育资源配置研究,总结当前中国相关研究的不足。借鉴当前西方教育资源空间格局研究中所采取的“资源格局—影响机制—社会效应”的主流路径,本文利用多种空间分析和机制研究方法,对中国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空间格局、形成机制和综合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 优质小学基础教育资源和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区域格局和强度虽各有差异,但都体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特征,特别是在区域尺度上,体现出明显的东西部差异。此外,中国几大城市群,如京津冀,沪宁杭,珠三角,武汉都市圈以及成渝都市圈等,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的优势区域;② 优质小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与城市居民经济自由度以及城市专任教师规模两个因素高度相关;优质中学教育资源的形成和规模增长和城市本底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高度相关;③ 在多元相关机制作用下,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在当下及未来必定处于复杂动态变化之中,并将更为深刻地塑造着城市与城市、城市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有助于理解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空间结构不平衡的现状,同时反思和探索教育资源结构所蕴含和产生的政治意义和社会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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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浩  朱竑  郭隽万果 《地理研究》2023,(10):2779-2795
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特殊性体现在循环利用的资源再生性与拆解污染的破坏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中。研究依托路径依赖理论,围绕集群与政府两者交互所构建的共同演化关系,将知识的生产与对新知识的选择作为划分集群演化阶段的参照,对G镇电子废弃物产业集群演化机制进行探究。研究发现:G镇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路径形成之初,企业在对新知识的探索和保留中强化联系,形成了产业链完整的拆解集群。随后当新知识再次出现并且需要较高迭代成本时,源于利益驱动的企业选择采用新知识的积极性有限,表现出内部的自我强化。当集群陷入锁定,僵化的认知使集群难以依靠自身实现路径解锁。外部行政力量的介入,刺激并加速了集群新路径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国内现有演化经济地理学实证研究,同时为电子废弃物处理产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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