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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总被引：22，自引：3，他引：19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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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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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 总被引：9，自引：5，他引：9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分析技术,选择北京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在近万份实际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从城市空间结构变迁的角度审视北京城市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和职住分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北京城市居民单程通勤时间为38分钟,其中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的人群比例为43.7%,可见北京市居民职住分离程度比较严重:同时,从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角度都可以发现北京居民职住分离现象在区县尺度和街道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总体而言城市中心区域职住分离情况好于郊区,在郊区中重点开发的卫星城镇工作机会较多,在这些区域就业者的职住分离问题并不严重:而一些重点建设的大型居住社区由于功能过于单一,这些区域的居民职住分离问题十分突出.集聚分析表明.北京市存在明显的就业和居住集聚区,并且两者在空间上的错位比较明显;对城市居民的通勤流向的分析表明.向心流还是主体通勤方向,但也存在一定比例的逆向通勤,表明北京城市化过程中居民职住分离的空间组织特征正在逐渐演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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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 总被引：2，自引：2，他引：0
随着城市的扩张,人们的就业—居住空间跨度不断扩大。通勤方式的多样化和通勤效率的提高会对就业者的职住状况产生影响。以通勤时间作为通勤成本能从就业者的角度辨析个体的职住失衡状况。本文基于贝叶斯-tobit的统计分析方法,结合北京市7个街道和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慢行交通、机动车、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4种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的相互关系。同时,引入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其对不同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之间原有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①慢行交通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负相关性;②机动车、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存在正相关性;③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弱化慢行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通勤方式与职住失衡程度的原有关系,即在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条件下,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低,而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通勤者的职住失衡度更高;④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的差异对机动车通勤与职住失衡之间的关系没有影响。上述结果表明：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能够缓解慢行交通通勤者的职住失衡程度;但对于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通勤者来说,低就业可达性和用地混合度会加剧其职住失衡的程度。此外,机动车通勤者不易受外部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改变出行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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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职住分离研究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居住和就业是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采用人口集聚指数、GIS空间分析及Logit回归分析等方法,利用北京市“六普”及实地调研数据,来获取外来人口集聚型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及职住特征,并对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北京流动人口集中于城市拓展区,呈“环状圈层”分布特征。②近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普遍较长,职住分离较明显,相应通勤时间也较长;远郊城中村流动人口通勤距离较短,以就地工作为主,由于远离城市核心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较差。③家庭就业人数、未成年及老人数、住京时长、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交通工具选择等对其通勤距离具有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可为研究城市弱势群体工作居住空间结构、制定城市规划等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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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兰州市为实证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兰州市内1 500份家庭调查问卷数据基础上,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兰州市居民的职住空间组织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兰州市居民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之间的平均距离为2.34 km,有一半居民的通勤距离在1 km内,和北京、上海、广州等东部大城市相比,兰州市的通勤距离比较短,还没有出现类似东部大城市的职住分离比较突出的现象。兰州市作为多中心、带状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就业与居住基本平衡,居民通勤多以本组团内部的通勤行为为主,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跨区通勤,各组团居民的通勤行为具有“近多远少”特点。各组团职住空间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关区和安宁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短,七里河和西固区的平均通勤距离较长。职住空间组织特征与城市中居住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有关。城关区属于单向外来通勤流为主的区域、七里河区属于双向通勤流比较平衡的区域、安宁区和西固区属于单向外出通勤流为主的区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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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组织特征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本文借助职住分离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乌鲁木齐市辖区的职住空间匹配状况,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研究发现：职住空间分离是乌鲁木齐城市空间结构的突出特征;全市职住空间不匹配程度较大,居住主导区的街道有35个,占街道总数的44.3%;就业主导区的街道有25个,占街道总数的31.65%;基本匹配区的街道仅有7个。居住区类型、居民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住房形式等社会经济属性对其职住分离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采用GWR模型定量分析了职住空间关系的影响因素,认为学历构成、住房产权性质、职业类型、流动人口以及住房面积是影响乌鲁木齐市职住空间关系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8.
上海职住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城市的职住关系一直为研究者广泛关注。过剩通勤概念以实际通勤与理论最短通勤的差距反映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状态,是衡量通勤效率和优化潜力的常用指标。国内的过剩通勤研究数量有限,且鲜有从年龄视角考察。本文利用2017年9月上海市手机网格数据,分析不同年龄段居民的职住与通勤状态,采用模拟个人换居的方法测度过剩通勤,并探讨职住关系优化效应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上海居民的职住关系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青年人是劣势群体,老年人是优势群体,中年人介于其间;上海全市过剩通勤率为69%,职住关系优化的潜力和效应巨大,可使得通勤距离显著减少,代际分异缓和,青年人的获得感最大,城市年龄空间结构更加均衡。提出上海的空间规划和政策应以理想的城市年龄空间结构为目标,以提高人的居住和就业空间的流动性、青年化城市中心、中老年化城市外围为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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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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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26，自引：2，他引：24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相似文献
11.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居委会尺度下的职住联系数据库,分析广州过剩通勤及其空间分异格局。研究发现,广州市过剩通勤为76.01%,与国内和西方国家城市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广州市职住空间组织效率偏低。过剩通勤的空间分异特征主要表现为：功能相对单一的郊区大型工业或房地产集聚区过剩通勤率偏高;传统市中心虽然就业机会集中,但因为高居住成本也出现较高的过剩通勤率;近郊区的特定功能区域,如大学城、偏农业发展型城郊村等区域出现较低的过剩通勤率;快速轨道交通（地铁）建设因降低了居民对通勤距离的敏感度而导致过剩通勤水平的提升,高过剩通勤率空间分布与地铁沿线和地铁站点分布存在一定的空间一致性。提升大城市的职住空间组织效率除需重点考虑提升区域职住空间平衡外,优化城市功能结构、降低住房成本区域差异等也需予以重点考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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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过剩通勤的相关特征及其形成机制 总被引：8，自引：3，他引：5
在不改变目前城市结构的前提下, 通过模拟居民的居住与就业区位的最优组合获取理论上的最小通勤, 过剩通勤是实际通勤成本与最小通勤成本之间的差值, 它反映了城市通勤效率和潜力。利用线性规划函数, 以广州市为例, 利用2001 年和2005 年家庭调查问卷数据, 计算两年的过剩通勤分别为58.41%和44.74%, 这部分通勤是可通过优化居住与就业的区位组合而理论上可节约的。过剩通勤与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有关, 尤其与家庭收入、户籍类型、 住房产权和类型等密切相关, 家庭结构分化和收入分化是产生过剩通勤的重要原因。除受模型假设产生的误差影响外, 过剩通勤的产生还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城市规划与建设及个人 的居住与就业偏好等因素的影响; 住房、国企和土地等相关制度的改革导致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组、城市规划较少关注小区域范围内居住与就业的平衡、个人的择居和择业偏好的变化,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对过剩通勤的产生和扩大产生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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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Horner Daniel K. Schleith Michael J. Widener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2013,65(4):575-585
Many researcher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via the jobs–housing balance concept. This type of research involves the disaggregation of commuter groups to understand varia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outcomes. Disaggregation by commuter age has not been considered, however. To address this gap, we analyze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disaggregate census data for five areas in Florida. Using several jobs–housing balance metrics we compare and contrast the outcomes of different commuter age groups, across different geographies, and over time (2002–2011). Generally, commutes vary more by region than they do by any age category of commuter. Most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mmute metrics among the older age group tend to depend on where those commuters live.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re are more efficient and less sprawling commuting landscapes for older workers located near other older worker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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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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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2013,34(4):328-352
The idea of creating a balance between jobs and housing within different commuter catchment areas of a metropolis has been a prominent approach for reducing traffic congestion, air pollution, and journey-to-work times. Married-couple, dual-earner households, in which both spouses are employed,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an obstacle to the job-housing balance concept because of their constrained ability to choose a residential location near both workplaces. However, this has not yet been conclusively tested. Drawing on the 2000 5% PUMS dataset for metropolitan Atlant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muting behavior of such households relative to single-earner households. The results challenge the dominant assumption that the average commutes of married-couple, dual-earner households are necessarily longer than those of single-earner households. In fact, after controlling for all forms of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the analysis, this study shows there are eithe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r if there are, the average commutes of single-earner households are longer. It is a lack of affordable housing near job locations, or vice versa, and not the presence of dual-earner households, that should be blamed for lengthening commuting time and difficulties in implementing job-housing balance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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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eography》2013,34(2):127-141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race on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a multinomial logit model of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location choice. A unique data set that provides the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census tract of workers in the Dallas-Fort Worth CMSA, and their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akes it possible to explore the joint choice of residence and workplace for workers of different race and ethnicity. The results support established hypotheses in urban economics and urban ecology regarding the disutility of commuting;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suburbanization; spatial job search; housing-commuting tradeoff; residential clustering by race, stage of life cycle, and income; and housing tenure choice. With separate models for whites, blacks, and Hispanics, we find evidence of both residential and workplace avoidance of blacks by whites, with less white avoidance of Hispanics. Both Hispanics and blacks are found to seek integrated locations as their incomes ris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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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为例,基于手机网格数据反映的现状职住关系,用多智能体模拟方法模拟传染病病毒从市域9个预设的病源点开始,藉由日常基本活动（居住、工作、通勤）传播的过程;基于过剩通勤测度职住优化程度,分析职住优化与传播的时空关联特征。发现感染人口的比例随时间呈S形发展,通勤时段的传播速度最快,病源点离市中心越近,传播速度越快;0.75的职住优化度是职住空间关系能够显著减缓传播的拐点;职住空间关系优化能稳步减少病毒传播空间的面积,使得传播愈加本地化,传播空间模式由“先面上扩散,再深度感染”向“先深度感染,再逐渐外延”转变,传播范围更易估测。文章认为,职住平衡、中心城区就业疏解、多中心结构等缩短通勤的手法,应作为城市疫情防控的长期战略予以实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