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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治理的理论重构——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全球已进入一个超流动与不稳态并行的时代,国家和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要素自由流动并频繁“跨界”,而治理需要将不稳定转化为稳定,跨界治理的重要性凸显。全球、区域、地方等尺度交织,使跨界治理的新问题不断涌现。跨界治理主要指通过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跨领域使多主体共同参与和联合治理公共事务的过程。通过梳理跨界治理的相关理论,重新界定了“界”,重构了跨界治理的理论逻辑,提出了跨界治理主要涉及3个尺度的3对范畴：在地方层面,去同质化与同质化;在区域层面,去边界化与边界化;在全球层面,去中心化与中心化。运用该框架,以长三角为例,实证分析了区域尺度跨界治理的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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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景区转让中的利益整合:多中心治理的理论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目前，景区经营权转让运作引起了中国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景区经营管理体制的巨大变革。实际运作中普遍存在的利益冲突给转让模式运作和景区治理也带来了极大考验，而景区和谐利益格局的建立与维系有赖于各直接利益主体合作形成的多中心治理状态的实现。选择景区经营权转让运作模式的典型之一——湘西凤凰城的个案，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范式，分析湘西凤凰城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而阐述包括构建第三方监督约束机制，探索新型社区参与机制以及搭建利益互动平台等利益整合的制度安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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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票新政”下凤凰古城利益格局及治理路径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谭华云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4,(5):10-14
凤凰古城“门票新政”是中国古城镇市场化运作中的公共事件.“门票新政”给旅游地带来新的利益格局：凤凰县政府和景区公司成最大受益者;获得政策支持的民族村寨及旅游景区旅游经济稳固提升;灰色涉旅人群逐步取得公平收益;古城涉旅商户经营收益略降;古城周边未获得政策支持的民族村寨及景区旅游发展缓慢,个别景区停业;不购票倾向游客利益受损;社区普通居民和购票倾向游客利益影响甚微.对“门票新政”下的利益格局进行合理性分析,进而探索出凤凰古城治理的3条路径：（1）规范政府行为,提升“门票新政”政策认同感;（2）建立共容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古城可持续发展;（3）引入第四方监督机构,约束监管“凤凰新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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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旅游区合作的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跨界旅游区旅游发展潜力大而问题复杂、矛盾突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地,成为区域旅游发展研究的新焦点。从空间属性、功能属性、供需属性、边界属性、合作内容、组织属性等方面总结出跨界旅游区合作的6个特征。以中国山岳型跨界旅游区大别山天堂寨为例,揭示跨界旅游区合作影响机制是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面的影响因子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循环反馈系统。其中宏观影响因子涉及区域层面,包括区域经济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因素、区域制度因素和区域区位因素等,中观因子涉及组织层面,包括组织价值和文化、组织机构、组织历史、组织制度和组织网络等,微观因子涉及利益主体个体层面,包括利益主体的价值观、专业知识背景、个性特征以及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感知、态度和行为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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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发展快速驱动下,旅游地人居空间正处于多功能转型的关键阶段。多功能理论为旅游地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新理论与新范式,也为中国典型地域环境下旅游地人居环境建设与调控开拓了新思路。文章系统梳理和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的概念演变、评估体系、变化特征、驱动机制和适应性调控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已有研究的演进路径,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建议。主要结论包括：1）概念内涵与评估体系层面,研究视域逐渐关注高质量人居空间的多样化需求。2）空间变化特征方面,更多的研究呈现从宏观区域整体描述、中观尺度的村镇重点分析到微观住宅内部空间深入探究的空间转变。3）驱动机制层面,研究结合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2个层面来判定驱动因子。驱动力变化呈现初期“自然资源基础决定空间功能类型”,中期“产业发展引领空间功能转型”,后期“人居环境自然舒适追求”的阶段性特征。4）适应性调控层面,研究对策主要通过协调多元主体的社会关系和优化物质空间组合实现。最后,建构了旅游地人居空间多功能研究三阶段的演进路径,提出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包括构建更全面的多功能评估指标体系、多元主体之间多功能诉求的耦合权衡机制,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多功能转型优化策略。研究方法方面,跨学科方法的融合与创新将成为一个重要突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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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权化制度框架下的旅游政策、公共设施建设、旅游投资等发展要素的差异是旅游地空间不均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本文对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分析,界定了中国旅游分权化的利益主体,探讨了旅游利益主体组成的旅游地权力网络的分权形式、不同旅游分权利益主体在旅游发展中的角色与功能,提出了不同层面的不均衡表现及未来应关注问题。结果表明,中国分权化框架下的财税制度、利益分割引起不同旅游发展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利益权力网络的空间不对称导致旅游产业结构、旅游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和社区空间发展不均衡。未来研究应以各级政府、投资商和社区居民三方利益的均衡与权力重组为出发点,从区域旅游组织分权、社区参与制度保障及其技术支持、产业空间再结构化、乡村旅游发展的政治角色4个方面展开,以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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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理洱海环境治理事件为典型案例，基于半结构式访谈、观察法等质性方法，从环境正义视角切入分析洱海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博弈与权益协商议题。研究发现，洱海的环境治理是一种以环境名义开展地社会治理与目的地管理过程，逐渐从治理水环境延伸至环境、民生、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洱海治理隐含权力张力与利益冲突，本地村民、旅游经营者及地方基层政府三方基于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原则，围绕“情、理、法”逻辑进行利益博弈与协商；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应置于乡村与社会治理框架体系下进行，关照民生与发展。环境正义理论可解释乡村旅游中的环境治理与冲突现象，为揭示环境治理背后的利益冲突与社会问题提供独特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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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与弗雷泽社会正义尺度理论,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因子分析方法,基于原住民这一旅游供役地权利人（弱势群体）的主位感知视角,构建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以洱海西岸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测度模型可由承认正义、分配正义及参与正义维度3个维度共13个测量指标进行表征;2）村民对洱海湖滨旅游地空间正义性感知处于中立范畴;3）破解湖滨旅游地空间不正义症结,关键在于对湖泊及其湖滨区旅游供役地权益的制度性“确认”,并通过建立向旅游经营者开征“旅游供役补偿费”制度,并经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在旅游供役地权利人、需役地权利人与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之间建立起共建共享共治命运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湖滨旅游地的空间正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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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及 西南跨境生态安全研究进展 ——-2006 年973 计划项目学术研讨会纪要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纵向岭谷区生态系统变化与西南跨境生态安全”实施3年来．围绕以云南西部为主体的纵向岭谷区特殊环境下的“通道一阻隔”作用、生态系统多样性时空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生态系统的特征成分与稳定机制、重大工程建设的生态效应、跨境生态安全及综合调控等开展了综合研究,取得了“研究创新、跟踪国际科学前沿、服务国家重大目标”的突出成就。2006年10月24～26日,在云南腾冲县组织召开了大型学术研讨会．交流的主要最新研究进展如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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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感知视角下的旅游地竞争力结构方程模型 总被引：16，自引：12，他引：4
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和庐山为例,基于游客感知视角,经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复核效度检验、因素恒等性检验发现,游客感知理论模型具有跨样本的稳定性和有效性。均值模型研究发现,除了服务感知结构变量,游客对九寨沟的资源和社区态度感知都显著优于庐山,总体满意度与忠诚度也好于庐山,因此九寨沟具有更突出的旅游竞争力。本研究拓展了旅游地竞争力定量评价研究方法,创新地将结构方程均值模型成功应用于不同类型的旅游地,建立社区态度结构变量,定量测度了社区利益主体与游客之间存在的交互作用,显示旅游地建设不能忽视社区各利益主体对游客和旅游业发展的态度。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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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下,尺度重组已成为中国调控空间发展的重要跨界治理手段,以实现吸引资本流动、培育区域经济发展动能的目的。同城化地区作为一种城市区域尺度,其跨界治理机制逐渐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国内同城化进程相对成熟的广佛同城为例,从尺度重组的视角探讨其跨界治理演变,研究发现广佛同城化进程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尺度重组：从“行政区”尺度到以广佛高质量发展融合试验区为代表的“功能区”尺度。新阶段治理机制在治理主体上增加了功能平台管委会和市场主体,强化以功能区为引导、以全周期为理念的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在激励机制上转向政策争取与制度红利共享,可视为广佛原有治理机制的经验保留和渐进式改革。广佛为适应不同阶段发展运用尺度重组策略推进治理创新的探索,能为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全国其他都市圈同城化地区跨界治理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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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功能转型背景下,乡村旅游地正成为利益主体直接对话和冲突的场所,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本文构建了乡村旅游地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认知“冲突—协调”理论研究框架和内在关联机制,以黄山风景区山岔村为案例地,通过密度制图和冲突倾向模型识别利益主体多功能空间潜在认知冲突点,采用扎根理论和DEMATEL法分析多功能诉求的协调发展状态。结果表明：(1)农业、人居保障功能集中于居民点附近,经济、旅游休闲功能集中于景区,生态功能遍布村域,呈现山区耕作半径制约性、交通区位导向性、环景区产业布局、“三生”空间认知叠合等特征。(2)总体态度差异指数（OPD）高值区分布上,农业功能分布取决于农业生产条件和居民点人口密度,经济功能呈现出景区发展程度对周边经济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分异特征,人居保障功能分布受居民点交通区位条件影响,生态功能在空间上毗邻黄山风景区,旅游休闲功能分布受旅游资源禀赋影响。(3)在冲突点方面,由于利益主体对山区农业的生产布局、设施保障、产出效益认知差异,农业功能冲突集中在耕地和园地;山区产业用地管控、建设用地紧缺、旅游收益分红认知差异,造成了经济功能集中在旅游和非旅游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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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粤港澳大湾区跨界河流治理的协作机制为代表,选取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为例进行梳理与比较分析,分别探讨了以粤内、粤港与粤澳为核心的伙伴关系在协作式河流规划治理中的协作异同。结果发现：1）淡水河、深圳河与鸭涌河分别是以多级政府部门管理决策主导、多元主体参与和政府政策主导的协作机制。2）协作过程均存在规划目标不一致、囿于双边协作、公众协作意识薄弱和未形成可持续的协作机制等问题。3）行政体制是影响跨界河治理的表面因素,内在因素为参与主体达成伙伴关系的不同,最终通过协作模式、规划信息以及机制设计等差异影响治理结果。最后对建构粤港澳大湾区环境管理协作机制提出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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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园区作为区域间资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手段，对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增强区域整体竞争力，提升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合作园区逐渐成为跨区域合作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关研究基于飞地经济理论、空间生产与空间重构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增长联盟与跨界区域理论等，从园区合作主体、管理体制、空间治理、利益分享等角度，对合作园区的类型、合作动力、合作效应等进行了探讨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为：1）合作园区类型多样，按照参与主体、合作治理形式、园区产业功能进行了划分，形成层次递进的分类体系；2）合作动力包括政府驱动、市场因素驱动、社会因素驱动、利益分享驱动等方面，各种驱动力相互作用，利益分享是合作园区发展的原动力，利益协调是影响合作园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3）合作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产业布局优化与转型升级、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进步及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升等。但相关研究存在对部分合作园区类型划分标准不统一、合作动力缺乏量化支撑与耦合关系研究、合作效应研究滞后且缺少科学客观的系统评价体系等问题。未来合作园区研究可开展集合作类型、合作动力与效应于一体的合作模式的系统综合研究；针对合作园区所映射的区域合作治理问题，可以创新探索跨区域合作治理驱动机制等深层次的相关理论研究；宏观层面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评估，可依托合作园区案例进行深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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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民族文化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 的共生整合机制 ——以泸沽湖景区为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文章运用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理论并协同共生(symbiosis)理论的分析方法,对跨界民族文化景区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作了界定,并就其共生关系、共生模式进行了模型建构;结合泸沽湖景区典型案例,构建了该类景区核心利益相关者共生博弈框架。研究表明:"S-S"理论的协同应用,对于跨界民族文化景区业已显现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问题的剖析与诊断具有较强的分析力和解释力,可为整合冲突与建立协作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对滇、川两省告别"一湖两治",共同申报泸沽湖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具有现实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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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永定土楼居民旅游感知与态度研究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本文以永定土楼为例．采用问卷调查和现场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通过SPSS16．0对收回的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永定土楼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正面感知强于负面感知,总体上对旅游业发展持积极的态度：目前永定土楼居民可聚类成“热情的支持者”、“矛盾的支持者”和“强烈的反对者”三类．以“热情的支持者”所占比重最大：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空间和不同发展程度下的旅游感知存在差异：通过分析希望健全社区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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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水利益共享是解决跨界水资源公平合理利用的一种方法。本文通过跨界水利益共享典型案例分析,系统探讨了跨界水利益共享理论。跨界水具有公共池塘资源性质,跨界水利益共享的主体是流域国,共享的利益包括防洪、发电、航运、灌溉、社会、文化等。利益共享模式主要有利益共同享有,责任共同承担;权利义务对等,利益平等分配;成本分摊,利益按比例共享;各取所需,利益公平分配等。利益共享的实现过程首先是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其次是利益的识别和评估,并对利益计算方法和分配达成共识;第三是建立机制,保障利益共享。利益共享的实现条件,第一要看流域国家是否有合作意愿;第二要看合作能否带来利益的增量,或者比单方面行动带来成本的降低;第三要看利益的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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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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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遗产旅游的迅速发展,游客的体验及其影响已不容忽视。但目前的研究多忽略了遗产旅游地的特殊性即遗产价值,也较少关注到旅游中“认知”的作用。因此本文在传统“ACSI”模型基础上引入“认知”变量,以拥有三大世界文化遗产的杭州为研究案例地,通过文献整理、实地考察、问卷调研和半结构化访谈等方法对游客认知进行测度并构建“认知-感知-忠诚度”模型,探讨“认知”对“满意度”“忠诚度”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游客对杭州三大世界文化遗产认知不足（;2）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对预期质量、感知质量和感知价值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世界文化遗产认知对遗产旅游的满意度和忠诚度直接产生正向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活动兼具“休闲”与“求知”的二元属性,因此不能忽略游客对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需关注到其本身的价值和游客的求知动机。本研究的发现可为遗产旅游地管理者和旅游企业提供理论借鉴。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