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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HLM和GWR的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探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明确贫困成因是提高精准扶贫效率和稳定脱贫成效的基本前提。对偏远少数民族聚居区——吉林省汪清县农村贫困成因进行解析,采用多层线性模型(HLM)同时分析了家庭层次和环境层次因素对农村贫困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方法(GWR)探索了环境层次变量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 ① 汪清县贫困农户家庭层次因素对家庭年纯收入的影响强于环境层次因素,但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作用亦不可忽视; ② 剔除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后,绝大多数家庭层次因素对贫困家庭年纯收入存在显著影响; ③ 环境层次因素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释家庭层次因素影响效应的差异性; ④ 环境层次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村域发展环境、医疗就业、区域内部贫困差异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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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以收入标准衡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贫困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特点,开展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研究对新时期农村贫困的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论文基于2010—2018年河南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从收入、生活条件、教育3个维度构建农户多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和面板Logit模型对贫困状态类型转移及家庭陷入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多维贫困比单维贫困(尤其是收入贫困)更能准确反映农区贫困状况;② 2010—2018年间,单维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发生率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这很大程度与教育贫困发生率大幅上升,而生活条件贫困、收入教育贫困和三维贫困明显下降有关;③ 单维贫困家庭更易转入教育贫困,多维贫困家庭更容易转入教育生活条件贫困;④ 农户贫困的发生是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同类型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有显著差异。与单维贫困发生相比,多维贫困发生受到更少因素的显著影响,并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更大。上述结论意味着新时期扶贫工作重点转向多维贫困的同时,应依据贫困类型制定具体扶贫措施,尤其重视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 相似文献
3.
《山地学报》2019,(5)
科学揭示深度贫困区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对于目前脱贫攻坚返贫预警机制构建和2020年后相对贫困阶段扶贫开发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A-F方法,构建农村家庭收入、健康、生活质量、教育4个维度11个指标的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PRA)方法,访谈调查甘肃省岷县东部山区119户农村家庭,从农村家庭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3个因素选取9个变量,定量分析了农村家庭多维贫困特征及致贫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深度贫困区农村家庭普遍呈现出多维贫困特征,多维贫困发生率H、多维贫困指数MPI随剥夺贫困值增加呈现下降态势;(2)研究区农村家庭的主要致贫因素为学历、疾病、收入来源和人均收入;(3)户主个体特征、农村家庭特征及村庄地理位置各变量均对农村家庭的多维贫困产生影响,尤其是户主年龄、常年生病病人数与多维贫困状况呈现显著正相关,户主文化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呈现显著负相关。 相似文献
4.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贫困的地方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广东省连州市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乡村贫困空间和乡村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从乡村贫困的时空格局演变、空间分布及群体差异三方面,研究由此显现出的四大乡村贫困地方特征,即乡村贫困的空间传承性、空间隐藏性、空间集聚性与群体差异性。并在深入分析乡村贫困地方特征的基础上,以行政村与乡村住户两种尺度,探讨乡村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对于行政村来说,除家庭人力资源、经济资源影响之外,地形起伏度和非农建设用地比重与乡村贫困率呈显著相关;对于乡村住户而言,家庭居住地区、家庭职业阶层、社会公平评判是乡村住户陷入或脱离贫困风险的重要影响因素;乡村贫困不仅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贫困,同样存在较为明显的阶层贫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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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北京2009 年大规模居民调查问卷数据,以各街区居民为研究对象,根据收入状况将调查人群划分成贫困家庭、工薪家庭和富裕家庭。采用隔离指数分析方法,研究北京47 个街区3 类家庭的居住隔离空间分布状况,运用聚类分析法对隔离度值分类,提取出14 个居住隔离显著的区域进行重点分析。结果表明,三环以内无居住隔离显著区域,居住隔离现象从四环以外开始显著;富裕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相对较高,大多拥有自购商品房,而贫困人群聚集区内居民学历和工作职位都较低,一般居住在经济适用房和破旧民宅中;贫困、富裕人群聚集区域对于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数量、质量等方面的占用比例差异很大。 相似文献
6.
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社会贫困的测度差异与成因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社会贫困是对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享有情况、社会参与和融合等生活状况的测度。利用中国3 大典型地域、6 个代表城市、3 类邻里的1809 份个体问卷调查数据, 本文选取13 个相关指标, 判定个体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 利用回归模型探究其影响因素, 并分析社会贫困现象在不同邻里、不同城市集聚的分异特征。研究发现, 6 个城市间的社会贫困集聚程度顺序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 大类邻里中, 社会贫困在城中村表现最为明显, 内城居住区次之, 企业配套居住区最低。中国城市居民是否处于社会贫困状态是体制(户口类型) 和家庭(教育程度、年龄等)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表体制因素的户口类型对3 类城市的社会贫困均起到影响, 东中部城市中家庭因素也有一定作用。体制因素对城中村的社会贫困起显著影响, 而家庭因素在内城居住区和企业配套居住区中作用更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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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困扰人类的世界性问题,区域性贫困是中国当前贫困问题的突出表现,而自然环境因素往往对区域性贫困产生重大影响。探讨贫困的空间特征及其演化,分析其地理成因,可为区域瞄准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依据。本研究以大别山连片特困区的皖西地区为例,聚焦自然环境,利用地理探测器和耦合协调模型,从乡镇尺度,通过分析主要自然环境因素对贫困空间分异的主导影响、交互影响及影响的地域类型,剖析自然环境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显示:(1)平均坡度和平均高程对皖西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最大,且各自然因素的影响具有交互性,说明皖西地区贫困的空间分异是多个自然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2)自然因素与贫困发生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存在明显空间规律,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西南向东北递减,但不同自然因素影响的空间规律不同;(3)根据耦合协调度,可将自然环境对皖西地区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归纳为自然环境低度影响型、自然资源中度影响型、自然环境高度影响型、自然环境极高影响型四种,不同类型的乡镇,其主导影响因素和影响过程具有明显差异;(4)文章提出提升城市化水平、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生态补偿扶贫、异地搬迁扶贫等针对性的减贫措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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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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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多维贫困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儿童是社会发展的未来,相对于具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儿童群体更易陷入严重的多维贫困状态,因此探讨儿童多维贫困的时空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中国25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区,使用A-F法从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维度对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0—2016年中国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均呈下降趋势,儿童多维贫困在住房、照料、教育、健康、营养各维度均得到有效改善;② 2010—2016年中国儿童多维贫困、各维度贫困存在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东—中—西”部儿童多维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空间特征;③ 2010—2016年中国城市、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情况均得到改善,空间分布向着“东—中—西”贫困指数阶梯式递增的格局转变,但农村儿童多维贫困指数始终远高于城市;④ 家庭情况、城镇化水平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重要因素,抚养能力、经济水平、教育环境是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次要因素。综合来看,各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儿童多维贫困空间分异的影响远超过单因素,教育环境与抚养能力、城镇化水平与医疗资源、家庭情况与抚养能力为影响儿童多维贫困的主导交互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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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2020,(4)
对县域农村贫困的认识是扶贫开发精准施策的基本前提。云南省是我国贫困县数量最多的省份,贫困人口多、分布范围广、贫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本文基于农村贫困发生率数据刻画了2010年和2015年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格局,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探索影响云南省县域层面农村贫困发生率及其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受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颇深,2010年和2015年,在空间上均呈现出中部地区贫困程度较轻,西北、东北和南部地区贫困程度较深的整体格局,县域贫困格局与云南省地形地貌、集中连片特困区有较强的吻合性;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有较强相关性,这两个指标关系到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和维持生计的农业生产情况;2010–2015年,云南省县域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变化与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农业机械化程度显著相关,说明第一产业的发展在云南省县域农村居民脱贫致富的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对云南省农村地区而言,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以及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仍是其脱贫解困的主攻方向,云南省在脱贫攻坚阶段应重点围绕农民增收和农业生产经营两方面制定有效的扶贫政策措施。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