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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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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空间效应及其变化——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FDI(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是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话题,但相关文献多为静态研究.本文认为FDI的技术溢出存在时间效应,即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或挤出效应,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而变化.利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例,对城市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研究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结果表明,随着FDI进入东道国的时间推移,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呈扁S曲线:初始,FDI对内资企业表现为明显的挤出效应;3～4年后,逐渐由挤出效应向溢出效应转变;随着时间的进一步推移,溢出效应减缓下降,最终表现为不明显的溢出或挤出效应.此外,对不同所有制的内资企业,FDI技术溢出效应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过程不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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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体呈快速波动增长趋势．2007年已成为我国最大的FDI流入国。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投向中西部地区甚少。本文主要从城市尺度考察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特征．并采用面板数据方法分析了其主要影响因素,发现潜在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等因素基本决定了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趋势．特别是其中的基础设施水平和集聚效应对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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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技术转化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基于FDI技术转化的视角,结合264个城市17年连续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交叉项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热点探测法,分析FDI技术转化机制及制造业集聚创新空间响应路径,结论：① FDI技术转化是制造业集聚创新的重要驱动力;② 基于马歇尔外部性的分析发现集聚规模效应和FDI技术外溢的双向作用是FDI技术转化的作用机制;③ 区域、行业和区位3个视角的路径研究揭示FDI嵌入制造业集聚促进跨区域生产网络链接,推动FDI技术转化在生产网络中传导,进而促进创新生产网络形成,带动邻近空间TFP增长,缓解极化发展问题,促进区域平衡发展。该研究试图为中国构建新型开放和创新体系,促进制造业集聚转型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佐证和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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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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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策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按知识基础类型可分为解析型、合成型和象征型,从政策工具维度对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六市2007—2016年的创新政策进行文本分析,以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两个指标量化评估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利用多项式逻辑回归模型识别和检验创新政策环境对异质性知识基础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核心区六市创新政策环境时空分异显著,以2010年为时间节点创新政策强度显著提升而协同度明显降低,创新政策强度与协同度均呈楔形空间结构但二者空间异构明显;② 创新政策强度和创新政策协同度对FDI区位选择皆有显著的正效应,且随着创新政策协同度的提升区域更有可能成为解析型和合成型FDI区位选择的对象;③ 政府态度、企业进入方式和布局区位对FDI区位选择有显著影响,集聚因素中的商务服务水平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市人口密度和集聚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研究结果对地方政府实施更加本地化的创新政策吸引差异化知识基础的FDI,构建区域竞争优势带来重要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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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空间布局演化研究简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变迁,带动城市空间发生重构。随着产业不断发展成熟,生产片段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对地区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寻求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途径。本文基于企业层面的数据,刻画京津冀都市圈汽车制造业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汽车企业在都市圈范围内集聚与扩散特点,探讨汽车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地域特征差异,并分析影响微观企业空间布局的驱动力量。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产业集聚程度较低,2001年出现少数集聚中心主导的向心集聚,2010年核心城市与多个新兴集聚点共存;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朝阳、通州、大兴等）、天津市环城4 区（西青、东丽等）以及河北的沧州、廊坊是汽车零部件和配件企业的主要集聚区,而汽车修理企业则倾向于在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丰台、朝阳）、天津市内六区和滨海新区以及河北的唐山和石家庄布局。基于条件logit模型的定量研究,验证了市场条件、集聚经济和政策引导等因素是影响京津冀都市圈汽车企业布局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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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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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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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市企业总部的区位分布和集聚特征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大企业总部是决策和控制中心,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研究大企业总部的分布和集聚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研究考察了截至2011年底中国2320家上市企业总部在城市的分布及集聚特征,有以下主要发现:①中国的上市企业总部分布和总体产业空间格局较为一致,即高度集聚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②中国的企业总部高度集聚在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具体而言即大量集中在首都、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③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最为集聚的城市,不仅企业总部数量最多,而且企业的规模也最大,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而且,北京、上海和深圳几乎在所有产业领域都表现出绝对的领先优势。④和国际上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企业总部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较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总部数量占全国比重仍在上升,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大城市的上市企业总部数量增长要明显快于全国其他地区,其地位还在进一步强化。⑤企业总部的数量和城市的金融业发展水平、机场条件、经济规模、经济全球化水平、城市的规模等级、行政等级等呈现出高度的正向相关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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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发产业的空间集聚与影响因素分析 总被引：5，自引：1，他引：4
利用统计数据考察日本国内3302家R&D企业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发现日本的R&D企业高度集中在三大都市:东京都、大阪府和名古屋市;东京都的R&D企业多属于接近公司总部型,名古屋市的R&D企业则多属于接近工厂型,大阪府的R&D企业则介于总部型+工厂型之间。三大都市的研发产业结构与当地的优势行业基本一致。本文结合美、欧、日等国家关于产业集聚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概括总结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时空过程、驱动力量和影响因素。经济发展周期和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形成。而在日本研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策驱动和市场驱动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在营建产学合作网络以及区域创新环境方面,极大地激励了日本研发产业的集聚和发展,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企业研发机构成为近年来日本研发产业集聚的重要力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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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and R&D networks of foreign ventures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FDI local networks in production and R&D activities in China and discusses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ical dynam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e investigate foreign ventures (or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in the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dustry, based on a large-scale survey of ICT firms conducted in three mega-city regions of China: Beijing, Shanghai-Suzhou, and Shenzhen-Dongguan. Our data show that FIEs in China are gradually localizing their production, but the extent of local embeddedness is contingent upon home country effects, local specific contexts and FDI-host region relationships. We have also fou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on FDI location and network decisions. Beijing tends to have broader FDI sources and better integrated global-local networks, while in those regions dominated by FDI such as Suzhou and Dongguan, FIEs are thinly embedded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tend to establish global-local networks among themselves; local embeddedness is limited by a series of technological, institutional, spatial, and structural mismatches. Shanghai and Shenzhen are in between. More efforts are still needed to better integrate FDI with local economies and strengthen China’s local innovative capacities.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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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区企业进入与退出关联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企业的进入退出存在显著的前后关联,关联机制可以分解为竞争效应与乘数效应。本文探讨了1998-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发现地级市尺度的企业动态存在明显的时空关联。16年间,企业动态空间格局发生了剧烈演变,逐渐表现出同类型地区集聚现象。利用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企业动态在时间上的前后依赖关系。前期的进入与退出对本期企业动态有不同的影响,竞争效应决定企业的进入,乘数效应决定企业的退出。前期企业动态对后期进入的影响会立即显现出来并随时间衰减,而对退出的影响则存在明显滞后效应,在两年之后达到峰值。同时,产业动态关联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显示出更强的竞争效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应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来指导地区的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更新、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应建立企业准入门槛,降低低效企业退出壁垒;西部地区应该积极吸引新企业进入,并保护在位企业,防止企业退出导致的连锁性萧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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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空间上的一种集聚现象,是带动地方积极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产业集群理论,结合实际调研资料,作者对上海LED产业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作者认为：上海的LED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并呈轮轴式形态;上海的LED企业大多集中在近郊的开发区内,且集群效应显著。在集群的发育过程中,上海的LED产业集群还存在着产业价值链各环节发育不平衡、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应该优化上海LED产业结构、合理资源配置,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技术、鼓励产业创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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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选取2015年北京电影企业领衔出品的115部影片为样本构建了北京电影产业网络。在此基础上,使用核密度分析法分析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度了北京电影产业的网络权力分布。研究发现：① 北京电影产业拥有4种类型的集聚区,前3种受市场机制下的路径依赖作用,位于城市核心老城区;第4种受政府规划作用,位于城市远郊区。② 北京电影产业网络中权力的分布非常不平衡,4家国有电影企业占据了权力的核心。这4家国有电影企业与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具有高度的组织制度邻近性,它们依托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内部的股权网络,形成资本、人员、技术、信息交流的密切通道,并通过多种方式控制、协调整个北京电影产业网络的组织运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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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P2P网贷平台为例,探究中国互联网金融企业生存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P2P网贷平台寿命的城市差异较大,平台上线和退出主要集中在深圳、上海、北京及其周边城市。② 平台经验和较高的城市经济水平有利于平台存续和合规发展,但城市内部的风险传染值得关注;鼓励性政策有利于合规平台生存,但也会提升问题平台的非正常退出风险;较晚的进入时间会使平台生存受限。③ 集聚经济是影响P2P网贷平台生存的主要机制,企业的存续与企业进入市场的时空选择紧密相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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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部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模式——以北京、上海为例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对北京和上海研发密集型制造业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区位选择模式差异。研究发现,北京企业集中分布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位于核心城区及近郊的少数地区,并形成以中关村-上地为中心的集聚格局;上海企业表现为集中与扩散并存,热点区在郊环线以里区域零散布局,并形成以漕河泾和张江为双核的联动共生集聚格局;北京和上海企业均存在开发区和交通指向性以及路径依赖,与此同时,上海企业还具有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指向性以及郊区化现象,北京企业则出现逆郊区化。研发密集型制造业在北京和上海分别形成以开发区为空间载体的“紧凑型-中心性”模式和以开发区、学研机构和老工业区为多元空间载体的“离散型-郊区化”模式。不同行业企业基本符合总体特征,但又呈现一定的特殊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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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方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空间集聚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制造业集聚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度集中在苏南?上海?杭（杭州）绍（绍兴）甬（宁波）组成的区域且地位稳固,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制造业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总体地位有所提升。② 地方化要素中的职工工资和开发区变量对县域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价格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的作用不稳定。城市化要素中的城市规模、城镇化率、外来迁入人口以及城市制造业结构多样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了长三角区域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全球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其中FDI对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