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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企业生存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双创”政策引导下中国创业进入黄金时代,互联网日益成为地区竞争优势的新动能。论文基于1994—2019年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中国互联网创业企业的数量增长呈现前缓后陡的“S”型特征,不同代际的企业生存能力存在差异,但年轻企业的高生存风险在各个世代普遍存在。② 互联网创业企业的生存能力在区域间形成差异化格局：从现存数量看,大城市明显占据优势;从生存时间看,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产业发展与进入数量激增,东部的资源优势与竞争压力并重,中部城市的生存优势反而有所显现。③ 个体、世代与环境因素对企业生存均有显著影响,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表现为稳定的保护作用,规模越大、获投轮次越高越有利于生存;较早进入的创业企业生存质量明显较高,创业环境对企业生存整体表现为风险因素。④ 随世代推移,企业规模与周期特征的保护作用下降,区域的孵化环境由激励效应转变为竞争效应,基础设施的保护作用逐渐减弱。研究可为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浪潮的纵贯解读提供实证支持,并为创业地理研究提供有益案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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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如何实现新产品拓展,引入新的产业发展路径,是城市产业升级和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但目前尚不清楚哪类企业更能引领这一过程。论文使用中国海关贸易数据,以企业出口产品的动态演化为切入点,从企业本地市场地位、本地存续年限、政治嵌入3个维度拆解企业本地根植性,探讨哪类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并探讨其时空差异。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② 私营企业是中国城市新产品演化的主要引导者,但私企在东部以外区域作用不显著;③ 国有企业为城市引入新产品的平均数量最多,是其他类型企业的2倍,实证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作用最稳健,在各区域以及各时间段均保持显著的正向作用;④ 对于中国东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高、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企和私企更有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⑤ 对于中、西和东北部城市,本地市场地位更低、本地存续年限更短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更可能为城市引入新产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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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区企业进入与退出关联研究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企业的进入退出存在显著的前后关联,关联机制可以分解为竞争效应与乘数效应。本文探讨了1998-2013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发现地级市尺度的企业动态存在明显的时空关联。16年间,企业动态空间格局发生了剧烈演变,逐渐表现出同类型地区集聚现象。利用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模型验证了企业动态在时间上的前后依赖关系。前期的进入与退出对本期企业动态有不同的影响,竞争效应决定企业的进入,乘数效应决定企业的退出。前期企业动态对后期进入的影响会立即显现出来并随时间衰减,而对退出的影响则存在明显滞后效应,在两年之后达到峰值。同时,产业动态关联机制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其中东部地区显示出更强的竞争效应。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应采取差别化的政策来指导地区的产业发展,实现产业更新、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东部地区应建立企业准入门槛,降低低效企业退出壁垒;西部地区应该积极吸引新企业进入,并保护在位企业,防止企业退出导致的连锁性萧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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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总被引：7，自引：6，他引：1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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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总被引：8，自引：3，他引：8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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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环境中的全局空间数据目录研究 总被引：9，自引：1，他引：9
P2P计算通过大量自治的节点协作共享资源与计算,为空间数据和空间操作的分布提供了新的分布式计算模式。分布在不同Peer上的空间数据库节点通过P2P协作构成一个超级全局空间数据库,全局空间数据目录是P2P环境下快速定位空间数据资源和空间计算节点的关键技术。Peer数据库节点的数据模式、元数据、资源状态参数等抽象为一系列关键词集合。全局目录基于Peer空间数据库节点的外包矩形进行动态聚类并建立P2P环境下的空间索引,支持Peer空间数据库节点的动态加入和退出,支持复杂空间查询和关键词查询。该文给出了全局空间数据目录的组织模型、P2P空间数据索引及空间资源发现算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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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转移及其驱动机制研究是环境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话题。现有文献从正式制度的角度深入探讨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进入退出、空间分布和产业转移的影响,相对忽视了地方社会资本如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污染型企业区位选择的作用机制。本文基于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以及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从社会规范、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三方面构建中国城市尺度社会资本,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与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规制对污染型企业退出的促进作用存在门槛效应。② 公众环保意识、企业环境责任作为社会规范因素,对污染型企业生存构成了外部非正式环境压力;但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并没有直接促进污染型企业退出。③ 社会资本在强环境规制地区中的交互作用显著,能够形成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良好互动。本研究从社会资本这一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污染型企业退出的影响机制,不仅是对正式制度层面环境规制研究的补充,同时也对污染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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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产业正处于百年一遇的大变革时期。近年来,中国兴起了造车热潮,大量新创企业进入到汽车制造领域。伴随着中国汽车销售市场下行,新创汽车企业持续退出,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基于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分析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空间格局;基于非均质背景的核密度分析方法,识别新创汽车企业高退出风险的“热点”区域;运用二值Logit回归方法分析影响新创汽车企业退出的因素。研究发现：① 高进入地区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数量较多,企业退出空间格局整体呈现以长三角为核心的态势;中国沿海和沿长江多个城市退出的新创汽车企业规模较大。② 高退出风险“热点”区域位于江西省抚州市、宜春市、吉安市、山东省烟台市、安徽省池州市、铜陵市等地。③ 相关多样化降低了新创汽车企业的退出概率,非相关多样化增加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城市原有的整车产业关联密度越高,整车企业规模越大,新创整车企业退出的概率越低。高全球化水平、高国有工业依赖度、低税收负担率有助于降低新创汽车企业退出概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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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空间管治和优化是提高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抗风险能力的重要环节。基于空间正义视角,以内陆型欠发达地区黄土高原为例,依据理论指向和侧重点差异,构建了集维度、属性和空间于一体的“5+5+4”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探讨污染企业在欠发达地区内部形成的格局特征、区位规律及与空间正义的辩证关系。主要结论：① 综合“城乡+边界+权力+经济+环境”5个维度研究结果的共同指向,当前黄土高原污染企业区位整体呈现出典型的区域开发初期“低水平均衡+能矿资源依赖”的空间特征。② 城市网络发育相对成熟的城市群地区是污染企业的主要集聚区,但与发达地区类似的非均衡演化和去一级中心化趋势已初步显现。③ 在城乡空间和制度空间上,研究区未表现出明显的环境保护“城市中心主义”和“污染避难所”现象;在经济空间上,研究区整体处于EKC曲线的上升阶段,地方经济对污染企业存在至少不排斥的依赖关系;在环境空间上,空气质量与污染企业数量属于低水平的正向耦合,但未出现随污染企业集聚空气质量显著下降的演化特征。④ 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和区域副中心城市在污染企业布局中呈退出趋势,具有较好工业经济基础和能矿资源赋存的城市群二级节点城市应成为今后环境规制和产业准入等政策关注的重点地区。⑤ 欠发达地区开发过程中污染企业存续或承接的正义性判别是具有辩证性的复杂命题,地理学区域综合分析的学科优势能为该类研究提供科学支撑;本文立足中国区域发展实践构建了以空间正义为理论指向的污染企业区位分析框架,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空间视角下的测度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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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创业知识溢出理论和创业生态系统理论,以739家中国创业板企业为依据,借助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基尼系数和ZINB模型,研究了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其区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在时空分布上,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发展呈现出稳步推进趋势,其发展过程因受经济环境和国家政策的影响而表现出“M”状波动性;空间格局呈分散与集聚并存、集聚为主的特征,并且集聚程度因行业大类而异。(2)在时空格局演变方面,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总体由沿海向内陆推进,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并且总体呈现出集聚向分散转化,但仍以高度集聚为主的时空分布格局。(3)中国高成长性创业企业的形成不是随机的,科学技术支出比例、集聚经济水平、风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信息化水平等5个新型区位因素,均对创业板企业的产生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依次减弱,证明良好的区域创业生态系统在高成长性创业企业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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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企业在中国北京、上海和广深等典型城市高度集聚,现有研究一方面将FDI均质化处理,缺乏精细的产业划分,另一方面缺少国家内部的同源集聚分析,同时对典型城市集聚的异同性关注不够。为弥补研究不足,论文在集聚的研究基础上,重点关注日企集中分布的典型城市,对比其同业集聚效应和同源集聚效应。选取1984—2017年日本在北京、上海和广深的FDI企业级数据,利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广深为参照系,建立分别包括7个方程在内的同业集聚效应模型和同源集聚效应模型,同步考虑企业所属行业和价值链环节、进入模式与时间等企业异质性控制变量,分析京、沪、广深两效应的异同。研究结果表明：日企在中国典型城市的同业效应和同源效应异同性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上海同业效应和异业效应最为显著,且结果稳健,广深同业效应略强于北京,但结果稳健性较差;第二,上海同源和异源效应结果稳健且显著,企业的追随效应较强,北京和广深差异较小;第三,企业属性变量的引入,有效提升了模型的解释力度。上海的日企进入时间较早,各地企业规模整体差别不大。上海日企进入模式以独资为主,北京和广深以合资为主,但独资化趋势明显;北京行业结构中服务业占比较高,广深制造业独大;广深和上海产业链环节中侧重生产制造和进出口贸易环节,北京商务服务和研发设计布局较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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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与珠三角地区历来有着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研究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的空间布局，有助于发现港资服务业在珠三角不同等级城市的跨制度边界分布规律，并对揭示香港与珠三角之间的服务业合作关系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 050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POI点数据，运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估计法和地理集中指数等定量方法和GIS技术，研究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总体空间布局及局部区位特征，并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揭示其空间布局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的整体空间表现为集聚型，形成了“总体分散，局部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② 分行业来看，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具有空间多中心特征外，其余服务业企业均形成了以广、深为核心的空间分布结构，且4类珠三角港资服务业企业均具有显著的集聚特征，其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集聚特征最为突出；③ 除分配性服务业企业外，其他类别港资服务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受到不同因素影响，主要包括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固定资产投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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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企业的空间集聚已经成为重要空间现象,但其对FDI企业规模的影响尚未引起学者的重视。既有研究发现的国家尺度集聚对制造业企业规模扩张的促进效应,是否适用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共存的大都市区尺度?这也需要进行再商榷。论文基于企业内部生产技术条件、企业外部交易行为,搭建了大都市区范围内企业规模分异的解析框架,利用在京日企微观数据,分析了其空间集聚特征,讨论了其就业规模与分工的时空间变动特征,解析了集聚对在京日企的就业规模影响。研究发现：① 在京日企围绕集聚中心,呈现清晰的中心-外围分异特征。1995—2016年,集聚程度增强,集聚区重心外移,集聚空间规模扩大。2016年时形成了使馆区-CBD集聚区、BDA亦庄集聚区、首都机场集聚区、Z-Park中关村集聚区。② 在京日企的单环节化、服务化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单环节日企更临近分布重心,复合环节日企更趋外;服务型日企更趋中,生产型日企更趋外。集聚区内服务功能型日企更多,集聚区外生产功能型的日企更多。③ 新增日企,无论单环节还是复合环节日企,就业规模均显著减小。越是临近分布重心、越是位于集聚区内的日企,平均就业规模越小。④ 大都市区范围内,集聚更利于吸引中小日企扎堆布局,更利于抑制其规模扩张冲动;日企主营业务的技术经济特点会影响分工作用的显现,隶属行业、进驻时长和独合资模式等也有显著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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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研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1
基于上海市2006-2016年间游戏企业时空数据，借助ArcGIS10.2和Crimestat3.3，探讨上海市游戏产业空间集聚及演化特征，以揭示影响其空间集聚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上海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呈现由“双核心集聚”到“单核心集聚”的演变；游戏企业存在集聚与扩散的双重态势，企业在向嘉定等城市外围地区扩散的同时，浦东、徐汇的集聚也在进一步加强；主要集聚区之间的集聚强度与集聚规模成正相关；影响上海市游戏企业空间集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企业的空间位置需求是企业选址的基础因素。政府的政策与规划是吸引和改变企业空间格局重要的引导性因素，而产业基地与园区的人才与资本优势成为游戏企业集聚另一重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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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三角洲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化分析 总被引：6，自引：4，他引：2
以总部在长江三角洲的大型企业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所有制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的演化特征、类型及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为：国有企业从相互独立的星状企业网络演化为行政中心辐射型网络;跨国公司为中心辐射型网络,有向多中心网络演化的趋势;民营企业从小团体离散型网络向多中心扁平化网络演变。3种所有制企业的网络密度、网络结构、网络重要节点等变化趋势存在着差异。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类型可分为局地型、中心辐射型、多中心扁平型3种。企业扩张模式和组织结构调整、企业网络治理、区域资产与基础设施、制度与技术等是驱动企业空间组织网络演进的重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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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2008—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和地级市层面数据,采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并作检验后发现：① 高管薪酬显著地受相邻地区同行薪酬的正向影响,但更多地还是由公司情况及高管自身水平决定;② 城市规模和城市的集聚经济正相关,集聚经济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促进作用,形成工资溢价,不同城市规模产生的集聚经济效应是产生工资溢价的主要原因;③ 不同规模城市等级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因为不同城市厂商的生产率水平不同,大城市能够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表现为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④ 房屋价格对工资有正向影响,人均绿地面积的提高及城市居住环境的改善,会使工资水平有所上升,但超大城市可能因其生活成本及房价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对高管薪酬正向影响相对减弱。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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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1998年-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对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企业空间布局进行描述，借助EG指数对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和分析，发现零部件企业集聚“沿海沿江”特征明显，企业区域间分布趋向均匀，新增零部件企业空间不均衡性呈“高—低—高”趋向，沿长江经济带区域是其区位选择的热点区域。针对新增零部件企业构建基于地级以上行政区为地域单元的的泊松回归分析模型，结果显示：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高新企业进入的可能性，且以自身行业为主导;当地方化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出现拥挤效应；除集聚外部性因素影响外，新增零部件企业对土地、交通及国内市场潜力要素较敏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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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业集聚度演变的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万三敏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1,27(5):60-63
产业集聚在四方面影响产业转移:能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从而吸引同类企业入驻;能带动更多上下游及相关企业入驻;有利于吸引高素质务工人员,缓解产业转移中用工荒难题;能有效降低产业转移成本。运用EG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供应业、建筑业、物流业、IT行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九大行业2000—2009年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量,发现3个规律:集聚度分层明显;近5年产业集聚度变化有明显规律;产业发展水平低。据此提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建议:1)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制造业、IT业的集聚度,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集聚优势;2)依靠当前集聚优势,自然承接其它7个行业的转移;3)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进一步提高产业集聚程度;4)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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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外部性是集聚影响工业污染排放的重要机制,不同的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具有不同的污染排放行为和减排效果。以中国285个地市工业SO2排放为例,依据集聚经济理论,将集聚空间组织型式细分为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度、专业化、多样性、相关多样性、非相关多样性等不同类型,在系统分析工业SO2排放与集聚空间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考察了不同集聚空间组织型式对工业SO2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工业SO2排放强度与工业集聚密度在空间上具有非对称性,污染排放强度西高东低,工业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相关和非相关多样性为东中高西部低;② 工业集聚对工业SO2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集聚密度、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水平的上升有利于本区域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但专业化水平的上升则会提升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强度;③ 提高集聚密度、引导企业集中布局有利于工业SO2排放强度下降,多样且关联的产业组织结构有利于污染减排,而专业化和非关联产业的集中会提高污染排放强度;④ 集聚型式对工业SO2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市规模上的异质性,集聚密度、企业地理临近、多样性和相关多样性对中西部污染减排的作用比东部明显,专业化和非相关多样性不利于东中部地区的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万以下的小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减少多样性特别是非相关多样性更有利于污染减排;城区人口规模20~50万的小城市和50~100万的中等城市,提高企业的地理接近度和多样性水平特别是相关多样性水平,有利于其降低污染排放强度;城区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提高集聚密度和产业多样性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污染减排,但其减排效果因拥挤效应而明显下降;⑤ 进一步降低工业SO2排放强度,需要走集聚化道路,坚持提高集聚密度,因地制宜引导企业集中布局,着力提高产业在关联基础上的多样性水平,加强区域间联防联控,重视区域间的产业联系与环保合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