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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地评估自然保护区缓解人类活动压力的效果,对于有效的自然保护至关重要。目前中国国家尺度下的这方面研究,仅将保护区内、外的人类活动压力进行对比,其缺陷是样本选择性偏差会导致评估结果的不合理。本文选择了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方法来克服保护区评价中的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首先耦合多源数据构建了2013年、2015年、2017年的人类活动压力指数,然后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自然保护区内、外的随机点进行匹配,使两个对比组的观测变量尽可能相似。最后通过相对有效性指标和面板模型从不同层面评估了中国680个自然保护区在2013—2017年间缓解人类活动压力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3—2017年,全国86.72%的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活动压力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其面积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3.80%。② 69.85%的自然保护区在缓解人类活动压力方面的效果较好。其中,除了海洋海岸、野生植物、野生动物类的保护区以外,其余保护区类型都表现出较好的缓解人类活动压力的效果,且保护区级别越高,保护效果越好。③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在2013—2017年间能缓解22.90%的人类活动压力,且保护区缓解人类活动压力的能力存在区域性差别。本文研究结果可为中国自然保护区监测、评估和管理提供更科学的参考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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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特征 总被引：17，自引：1，他引：16
中国已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2740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8%。本文以典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遥感反演、模型模拟、空间分析等方法,获得植被覆盖度、净初级生产力（NPP）和土地覆被时空数据集,分析2000-2015年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区生境状况时空变化及人类扰动的影响,进而评估自然保护区在栖息地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效果。结果表明：2000-20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被覆盖度从36.3%提高到37.1%,各类型自然保护区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森林类保护区年增速0.11%,草原草甸类0.84%,内陆湿地类0.21%,荒漠生态类0.09%,野生动物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为0.11%和0.08%。草原草甸类、内陆湿地类、荒漠生态类、野生动物类自然保护区植被NPP年增速分别为2.06 g·m-2、1.23 g·m-2、0.28 g·m-2、0.4 g·m-2,而森林类和野生植物类则分别以3.45 g·m-2和2.35 g·m-2的年速率减少。近15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类扰动呈现微弱变化,除青藏高原区和南亚热带湿润区内保护区人类扰动略微下降以外,其他区域均有所增强,特别是北亚热带和温带湿润区,其保护区人类扰动由4.70%明显增至5.35%。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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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6年、1985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MSS/TM/OLI影像为数据源,结合地形图及野外验证点信息,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提取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人类干扰活动用地信息;利用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类型转移矩阵、人类干扰强度指数和景观质心模型等方法,分析6个时期研究区不同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变化速度、转移类型与强度及时空演变等特征,并探讨研究区主要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环境影响。结果表明,1976~2015年期间,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用地面积减少,天然生态用地和围而未用地面积减少且波动变化;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被大量侵占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及居工建设用地,面积减少的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和围而未利用地主要转变为强度系数较高的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导致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加;渔业与养殖业和居工建设用地的增长极位于东营市和垦利区,农业用地空间格局变化没有明显的消长极,盐业用地的增长极位于寿光市,生态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围而未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和昌邑市;受输沙量与径流量等自然因素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萎缩,生态用地面积减少;在水产养殖、围海晒盐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大的人类活动影响下,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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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人类干扰活动用地动态遥感监测及分析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湿地科学》2017,(4)
以1976年、1985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15年的Landsat MSS/TM/OLI影像为数据源,结合地形图及野外验证点信息,采用面向对象的遥感影像分类方法,提取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人类干扰活动用地信息;利用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类型转移矩阵、人类干扰强度指数和景观质心模型等方法,分析6个时期研究区不同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变化速度、转移类型与强度及时空演变等特征,并探讨研究区主要人类干扰活动用地的环境影响。结果表明,1976~2015年期间,黄河三角洲滨海地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农业用地面积减少,天然生态用地和围而未用地面积减少且波动变化;生态用地和农业用地被大量侵占为渔业与养殖业、盐业及居工建设用地,面积减少的生态用地、农业用地和围而未利用地主要转变为强度系数较高的盐业和居工建设用地,导致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加;渔业与养殖业和居工建设用地的增长极位于东营市和垦利区,农业用地空间格局变化没有明显的消长极,盐业用地的增长极位于寿光市,生态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围而未用地的消长极位于垦利区和昌邑市;受输沙量与径流量等自然因素影响,黄河三角洲湿地萎缩,生态用地面积减少;在水产养殖、围海晒盐和建设用地面积持续扩大的人类活动影响下,研究区人类干扰强度显著增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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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类型转换趋势 总被引：13，自引：5，他引：8
国家为了防止生态系统恶化、保护自然栖息地及其生物多样性,到2010年底已建立258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 149.44×106hm2,超过中国陆地总面积的15%。土地覆盖变化作 为导致生物多样性变化的首要因素,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本文选取180个国家级 自然保护,总面积44.71×106hm2,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29.9%,全国陆地面积的4.7%,根 据各保护区的生态系统特征和主要保护对象,将其划分为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湿 地生态系统、珍稀动物、珍稀植物、地质和古生物遗址、以及荒漠生态系统7类自然保护区类 型,并在此基础上按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及西南6个大区对其进行空间分析。论文 构建土地覆盖类型转换方向判别指数模型,运用生态多样性模型和斑块连通性模型,对各大 区内各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其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的土地覆盖转换趋势进行计算。结 果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2005年时段内,180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换强度 整体呈减缓趋势,西南地区的平均转换强度最大,而华东地区的平均转换强度最小。在各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除了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外,其他各类型保护区的土地覆盖都存在逆 向转换,但逆向转换速率总体呈减缓趋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土地覆盖逆向转换的 速度平均为0.16%/10a减少,其土地覆盖景观格局相对于缓冲区的和实验区更为稳定。生态多 样性指数和斑块连通性指数模型计算显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土地覆盖景观格局的生态多样 性和斑块连通性在1995-2005年总体呈上升趋势。另外,各大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非保护区 的土地覆盖转换强度对比显示,保护区土地覆盖转换强度整体上小于非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 换强度。总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土地覆盖转换处于良性变化趋势,尤其是在1995-2005年期间,保护区内的土地覆盖类型及分布逐渐趋于正向转换和稳定态势。 相似文献
6.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湖泊变化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湖泊数量多,面积大,占内蒙古湖泊总面积的58%。近年来该地区湖泊趋于萎缩,但是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大型湖泊,缺乏对该地区湖泊整体,尤其是小型湖泊(<1 km2)的研究。通过利用Landsat系列(TM、ETM+、OLI)卫星数据,参照该地区湖泊图集、湖泊名录以及Google Earth高清影像,分析了1986—2017年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湖泊数量和面积变化;在此基础上结合气候和人类活动资料,讨论湖泊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近30 a呼伦贝尔地区湖泊显著萎缩,其中变化最为剧烈的是小型湖泊,新增5个,干涸19个,总面积减小超过30%。2000年前各类型湖泊面积均有增加,1998年降水量最大,湖泊面积相应达到峰值;2000—2010年湖泊面积呈萎缩趋势;2010年以后有所回升。将湖泊面积与气候条件(气温、降水量、潜在蒸散量)及人为活动因子(放牧强度、原煤产量、有效灌溉面积)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湖泊面积变化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变化的影响相对较小。 相似文献
7.
内蒙古草原NPP时空变化及驱动力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及驱动力分析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以1982—2015年内蒙古草原为研究对象,基于GIMMS NDVI3g、ERA5气象和草原类型数据,采用CASA模型生成年草原NPP。综合运用趋势分析、偏相关、复相关及残差分析法探讨1982—2015年草原NPP变化趋势,并定量确定气候因子和人类活动对草原动态变化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1）内蒙古1982—2015年NPP极显著和显著增加的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11.76%、18.92%。NPP极显著和显著减少的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4.26%、8.08%。草原NPP增加的面积大于减少的面积,草原处于恢复状态。（2）内蒙古草原92.87%的区域NPP与气候因子之间表现出很好的相关性,气温驱动、降水驱动和降水、气温复合驱动分别占总面积的2.06%、70.71%和20.11%,气候变化对3种草原影响程度荒漠草原>典型草原>草甸草原。（3）人类活动对草原NPP也产生很大影响。其中起到正向作用通过显著性检验（P<0.1）的区域占草原总面积的41.12%,起到负作用（P<0.1）的占5.34%。综上所述,1982—2015年内蒙古草原总体处于恢复状态,在气候和人类活动共同作用下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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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可反映人与环境关系的变化,为土地利用政策制定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论文基于1 km分辨率的土地利用/土地覆被数据,从总体变化、空间自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等方面对海南岛1980—2018年人类活动强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8年,海南岛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62.85%和25.27%。1980—2018年间,仅有城乡、工矿和居民用地面积出现大幅度增加,其他类型面积均减少,其中耕地和草地减少的面积较大,分别减少397.81 km2和303.02 km2。② 1980年海南岛人类活动强度为10.54%,2018年达到12.86%,增长了22.01%。2000年以前基本保持不变,2010年以后增长迅速。③ 近40 a间海南岛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具有四周高、中间低的特点,并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人类活动强度变化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海口市、三亚市等城市建设迅速地区。④ 海南岛人类活动强度主要受政府政策、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等因素的驱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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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基础上,从总体变化、类型时空分异、地域单元变化及空间自相关性四方面分析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000年以前增长相对较快,2000年以后增长明显放缓;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除黄土丘陵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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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下游流域自然保护地空间分布及其与人类活动强度关系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2015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计算长江中下游流域人类活动强度，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和不均衡指数分析研究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六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地分布特征，并定量揭示保护地空间分布与人类活动强度的关系，旨在为长江中下游流域建立基于人类活动强度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管控策略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人类活动高、较高、中、较低和低强度带在研究区的占比分别为3.74%、9.83%、14.98%、30.81%和40.63%；高等级强度带主要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江汉平原等平原区，低等级强度带主要分布在秦岭山区、武陵山区等山地丘陵区。2）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的空间分布类型为均匀型，水利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为凝聚型；六类保护地在各人类活动强度带空间分布不均衡。3）湿地公园、森林公园、水利风景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地质公园分别在中、较高、高、低、较低和低强度带密度最大；在高等级强度带“人地”矛盾更突出，应加强对自然保护地的保护力度和人类活动管控，尤其针对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和水利风景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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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用地变化与保护成效评估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定量分析重要生态空间建立前后的生态保护成效,对于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生态用地为切入点,从时间和空间双重角度,评估了中国重要生态空间构建的生态保护效果,以期能为国土空间分类分区管控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① 2018年重要生态空间以生态用地为主导,具有良好的生态本底,体现了重要生态空间的发展定位和重要地位; ② 1980—2018年,重要生态空间内生态用地呈收缩趋势,但面积减少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定量反映了重要生态空间的构建对生态的积极保护成效,总体来说生态用地变化基本处于稳定状态,扩大区域主要分布在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区,缩小区域集中在东北平原的粮食主产区和新疆绿洲农业地区,今后要重点加强管控;③ 3类重要生态空间内部生态保护成效有差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用地面积比例最高,生态用地面积减少率最小、减少趋势最不明显、变化最为稳定,生态保护效果最好;④ 重要生态空间内生态用地面积比例高于周边外部区域,面积减少率低于外部区域,内、外保护成效具有明显梯度差异,说明重要生态空间的构建对生态保护的意义重大。 相似文献
12.
中国沿海陆地自然保护区景观连接度评价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人新世时期,以人类活动为主导的高频率干扰和自然资源的高强度开发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提升自然保护区的景观连接度是缓解和应对外界干扰的关键手段之一。传统意义上景观连接度研究侧重于景观基质对物种迁徙的累积负向阻碍作用,评价体系中忽略了生物多样性对物种迁徙的正向支持作用。本文以中国沿海省份作为研究区域,将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作为生态系统关键功能的表征,并将其纳入景观连接度评价体系,构建了生态廊道的连通适宜性及生态支持力二维评价新方法,进一步分析人类活动干扰和物种空间分布对自然保护区景观连接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对景观连接度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边缘效应,即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的人类干扰范围（46.46%）明显高于其内部区域,人类活动干扰使保护区面积减少约720.25 km2,且造成廊道起点和终点位置的改变。自然保护区边缘地带人类干扰导致了研究区域内95条廊道的连通适宜性下降;78条廊道的生态支持力有明显提升,“一降一升”的评价结果能有效地衡量景观基质对物种迁移的支持能力变化。基于景观基质阻碍和促进作用的二维评价可为中国未来自然保护区连通性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更为全面的时空格局动态变化模拟,为优化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提供更为完善的景观连接度评估新方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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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进展及展望 总被引：4，自引：2，他引：2
中国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助推农村发展经历了深刻转型,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及功能逐渐多样化和非农化,由此对农村居民点内部地类辨析、演变规律及驱动力探讨等提出了迫切需求。本文围绕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结构及功能,农村居民点用地空心化以及用地景观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地总结,指出农村居民点用地演变与经济发展及农户生计变化息息相关。都市郊区及经济发达地区农户就地非农就业促使农村居民点用地类型多样化以及功能和景观的非农化,传统农区劳动力大量转移导致农村居民点用地闲置废弃和景观的空心化。当前,无论从技术手段还是研究内容看,农村居民点用地微观尺度研究仍以现象描述和解释为主,未来应逐渐向实践应用拓展和深化,并加强微观研究方法与技术手段的创新。在微观尺度的农村居民点用地转型、演变模式提炼基础上,深入剖析农村居民点用地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理,提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方向,将凸显乡村聚落地理研究的政策出口与实践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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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与新特征 总被引：24，自引：4，他引：20
土地利用/覆被变化是人类活动对地球表层及全球变化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Landsat 8 OLI、GF-2等遥感图像和人机交互解译方法,获取的土地利用数据实现了中国2010-2015年土地利用变化遥感动态监测。应用土地利用动态度、年变化率等指标,从全国和分区角度揭示了2010-2015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2010-2015年中国建设用地面积共增加24.6×103 km2,耕地面积共减少4.9×103 km2,林草用地面积共减少16.4×103 km2。2010-2015年与2000-20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空间格局基本一致,但分区变化呈现新的特征。东部建设用地持续扩张和耕地面积减少,变化速率有所下降;中部建设用地扩张和耕地面积减少速度增加;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加速,耕地面积增速进一步加快,林草面积减少速率增加;东北地区建设用地扩展持续缓慢,耕地面积稳中有升,水旱田转换突出,林草面积略有下降。从“十二五”期间国家实施的主体功能区布局来看,东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的国土空间格局管控要求基本吻合;中部和西部地区则面临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相关土地利用类型实现有效保护的严峻挑战,必须进一步加大对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有效管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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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蒙古多伦县1960、1975、1987、1995、2000、2005年的土地沙漠化矢量数据及2010年2015年的遥感影像、地形图为主要数据来源，运用NEVI5.0和ArcGIS10.2软件提取8个时期土地沙漠化空间信息，划分为轻度沙漠化、中度沙漠化、重度沙漠化、严重沙漠化等不同类型进行时空分异特征分析。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选取海拔高程、年均气温、降水量、平均风速、牲畜数量、第一产业、居民点距离等统计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土地沙漠化动力机制，为京津风沙源区防治土地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提供科学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960-2015年间多伦县土地沙漠化面积呈减少趋势，其中1960年到1995年间呈发展趋势，1995-2015年间呈减少趋势；1960-1995年间各类土地沙漠化增长的主导因子是第一产业和居民点距离；而在1995-2015年间影响各类土地沙漠化的主导因子是降水量、牲畜数量、第一产业和居民点距离。今后，继续控制牲畜数量、实施土地沙漠化治理政策来逆转土地沙漠化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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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Ning Jiyuan Liu Wenhui Kuang Xinliang Xu Shuwen Zhang Changzhen Yan Rendong Li Shixin Wu Yunfeng Hu Guoming Du Wenfeng Chi Tao Pan Jing Ning 《地理学报(英文版)》2018,28(5):547-562
Land use/cover change is an important theme on the impa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arth system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National land-use changes of China during 2010–2015 were acquired by the digital interpretation method using the high-resolution remotely sensed images, e.g. the Landsat 8 OLI, GF-2 remote sensing images.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nd-use changes across China during 2010–2015 were revealed by the indexes of dynamic degree model, annual land-use changes ratio etc.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built-up land increased by 24.6×103 km2 while the cropland decreased by 4.9×103 km2, and the total area of woodland and grassland decreased by 16.4×103 km2.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use changes in China during 2010–2015 was concordant with that of the period 2000–2010. Specially, new characteristics of land-use changes emerged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n 2010–2015. The built-up land in eastern China expanded continually, and the total area of cropland decreased, both at decreasing rates. The rates of built-up land expansion and cropland shrinkage were accelerated in central China. The rates of built-up land expansion and cropland growth increased in western China, while the decreasing rate of woodland and grassland accelerat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built-up land expansion slowed continually, and cropland area increased slightly accompanied by the conversions between paddy land and dry land. Besides, woodland and grassland area decreased in northeastern China.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use changes in eastern China were essenti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spatial govern and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optimal development zones and key development zones according to the Major Function-oriented Zones Planning implemented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2011–2015). It was a serious challenge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to effectively protect the reasonable layout of land use types dominated with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zones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urthermore, th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n futur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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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til 2015, China had established 2740 nature reserves with a total area of 1.47 million km2, covering 14.8% of China’s terrestrial land surface.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ecological model simulation and spatial analysis methods, we analyze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of fractional vegetation coverage (FVC), 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 and human disturbance (HD) in habitats of typical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NNRs) during the first 15 years of the 21st century from 2000 to 2015. And then the three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different NNR types and varied climate zon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verage 5-year FVC of NNRs increased from 36.3% to 37.1%, and it improved in all types of NNRs to some extent. The annual average FVC increased by 0.11%, 0.84%, 0.21%, 0.09%, 0.11% and 0.08% in NNRs of forest ecosystem, plain meadow, inland wetland, desert ecosystem, wild animal and wild plant, respectively. (2) The NPP annually increased by 2.06 g·m-2, 1.23 g·m-2, 0.28 g·m-2 and 0.4 g·m-2 in NNRs of plain meadow, inland wetland, desert ecosystem and wild animal, respectively. However, it decreased by 3.45 g·m-2 and 2.35 g·m-2 in NNRs of forest ecosystem and wild plant respectively. (3) In the past 15 years, besides the slight decreases in the NNRs located at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the south subtropical zone, HD enhanced in most of NNRs, especially HD in the warm temperate humid zone increased from 4.7% to 5.35%.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