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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文章利用RS和GIS技术手段对辽宁省瓦房店市1990—2015年的变迁过程进行监测,得出各历史时期的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将各类土地利用信息与景观生态学相结合,利用景观格局破碎度、景观分离度、景观优势度作为指标构建景观损失指数,并利用景观组分的面积比重构建海岸带生态风险指数。基于ArcGIS和Fragstats软件平台,通过空间采样和插值方法得到区域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据此重构了瓦房店市1990—2015年的生态风险值变化过程。监测表明,1990—2015年期间,耕地、林地和滩涂呈减少趋势,水域和建设用地逐年增加,其他类型变化幅度不大。虽然耕地所占总面积比例由45.37%减少至37.23%,但一直是瓦房店最主要的景观。25年间瓦房店生态安全总体呈下降态势,1990—2015年6时段的生态风险年平均值分别为0.211 9、0.200 3、0.203 2、0.194 9、0.209 7和0.209 1。在时间维度,1990—2005年和2010—2015年生态安全度下降明显;在空间维度,瓦房店市海岸带的李官镇-三台满族乡和谢屯镇-炮台镇的生态风险度高,西杨乡、东岗镇和驼山乡生态风险由极高降为高或中,生态安全度有所提高。研究表明,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是影响瓦房店市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因素,该区域未来海岸带要实现可持续开发必须要进行科学的规划。 相似文献
62.
退耕还林(草)等生态工程对区域用地结构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RUSLE模型,并辅以遥感监测与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北方农牧交错带西段2000-2015年退耕状况及其引起的土壤保持功能变化分3个时段(2000-2005年、2005-2010年及2010-2015年)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北方农牧交错带西段地区2000-2015年耕地面积净减少1663.83 km2,以转为林地、草地、建设用地为主,其中耕地转林、草地净减少面积为1113.64 km2,草地和未利用地是新增耕地的主要来源;15年间土壤保持功能提升显著,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实施使土壤保持量增加了56.50×104 t,2005-2010年由退耕所带来的土壤保持增加量在3段时期中最高;不同坡度等级的生态退耕引起的土壤保持增加量差别较大,总体随着坡度升高呈下降趋势,但在25°以上的陡坡耕地由退耕还林(草)带来的土壤保持效益又有所升高。研究对于评估北方农牧交错带西段地区实施退耕还林(草)等工程的生态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并能为区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的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63.
本文以灯光密度表征建设用地产出效率,采取KDE、ESDA、SDE等方法对中国县域尺度2000-2015年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总体特征、时空演变以及方向分布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 夜间灯光总亮度与建设用地出产出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说明可用灯光总亮度表征建设用地产出,以灯光密度反映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② 建设用地产出效率东高西低,持续上升;增长速度西高东低,中部居中,但区域间年均增长率最大相差0.56%,整体较为均衡。③ 虽然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由2000年的0.008单位灯光/km2持续上升至2015年的0.025单位灯光/km2,但其核密度曲线始终处于中低水平且右侧区间不断扩大,说明中国建设用地产出效率总体水平较低,呈现出中低水平俱乐部收敛的特征。④ 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全局 Moran's I指数都大于0,建设用地产出效率存在正向空间分布特征,且其局部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存在稳中有动,强中有弱,弱中有强的特点。⑤ 方向分布上,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方位角始终在72.420o与81.066o之间,说明东北-西南方向为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主要方向,且标准差椭圆的主轴与辅轴标准差都有所增加,说明在建设用地产出效率的主要方向与次要方向上都发生了分散现象。 相似文献
64.
65.
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对城市空间扩展产生了新的需求,撤县(市)设区是中国城市市辖区实现扩容提质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杭州为例,定量测度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及其各方面的影响,并探讨了这一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城区的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明显,萧山和余杭两区的建设用地新增面积和扩展速度均高于平均水平,且两地建设用地空间存在多中心集聚特征,成为新一轮的杭州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城市功能不断凸显。总体来看,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通过引导城市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向新设市辖区的转移和集聚,提供城市空间扩展的载体。撤县(市)设区后需要通过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性质和权限调整、生产要素集聚与空间重组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直接影响。 相似文献
66.
健康是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全面了解“一带一路”成员国的居民健康状况,是探讨“一带一路”成员国之间健康医疗合作的重要基础。本文选择了4个代表性的健康状况指标(出生期望寿命、总生育率、过早非传染性疾病死亡率和结核病发病率),利用Moran's I指数、Getis-Ord G指数对“一带一路”135个成员国的健康状况进行时空统计,分析了健康状况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分布模式,研究了健康状况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① 2000—2016年“一带一路”大部分成员国的各项健康状况指标均朝着改善和优化方向发展;健康状况指标均呈现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② 总体而言,在“一带一路”成员国中,欧洲国家的居民健康状况最好;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居民健康状况良好;亚洲国家的居民健康状况总体良好,但东南亚部分国家的结核病发病率较高;非洲国家的居民健康状况虽有明显改善,但仍处于较低状态。因此,“一带一路”成员国应进一步加强健康医疗合作,共同推动健康丝绸之路的发展。 相似文献
67.
利用云南11个地磁台站的秒采样观测数据,计算和分析了地磁垂直强度极化值Yzh在2019年8月13日、14日通海MS5.0地震前及2019年9月8日墨江MS5.9地震前的时空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地磁台站Yzh值的幅度在震前会出现同步增强现象。而与以往的极化震例研究相比,Yzh值的高值异常在震前出现时间要更早些,可能会在震前2~5个月出现,距发震时间越近,产生的异常幅值可能越大,异常持续时间也越长。同时,研究还发现2次地震主要发生在异常空间等值线的高值区内,尤其在零值阈值线附近,这可能对今后发震地点的预测有一定的指示意义。对比异常产生时段内的Dst指数,认为该高值异常并非由空间电流体系所引起。 相似文献
68.
基于历史文献、古地图和现代遥感数据,引入历史学古代城镇形态复原方法,复原(提取)明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113座城镇7个时间断面(1461年、1820年、1930年、1970年、1980年、2000年和2010年)下的城镇边界,采用扩张速率、扩张效率、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了近六百年来区域城镇空间与城镇体系等级规模演变格局。取得以下研究结果: 研究时段内,区内城镇用地总规模由205.98 km2增加到6442.19 km2,扩大了31.27倍;城镇扩张经历了萌芽阶段(明清时期)、起步阶段(民国至改革开放前夕)、成长阶段(改革开放至2000年)和加速阶段(2000—2010年),城镇扩张速率不断加快,但扩张效率有待提升; 在城镇等级规模空间格局上,明清时期南京与苏州为区内的一级城镇,民国后,上海逐渐取代其地位,从五级城镇发展成为区域核心城镇,四级以上城镇主要集中在长江干流沿岸和太湖流域,五级以下城镇大多集中在安徽;城镇体系呈首位型分布,城镇首位度较高,且改革开放后的城镇首位度较明清与民国时期要高,不同等级规模城镇之间差距扩大,大城镇优势较强。近30年,长江沿岸城镇发展加速,苏锡常都市圈、南京都市圈等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 相似文献
69.
东北三省城市土地利用效益评价及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在阐述城市土地利用效益系统耦合协调性内涵及其交互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东北三省2003~2015年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及其主成分间耦合协调关系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认为:① 城市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表现出随时间“先升后降”的特征,区内三省间差异明显,中心和门户城市长期处于较高水平。②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效益亦存在“先升后降”的时序变化特征,空间上表现为“南高北低”,低值区范围缩减明显;社会效益差异不显著,在南北方向上表现出“凸”字型分布特征;区域生态环境效益整体较高,高值区由集中趋向分散。③ 城市土地利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效益间耦合协调关系在各时间节点均表现为失调,且以中度失调为主,但中心城市和门户城市的三效益耦合协调关系相对较好,向协调方向发展,哈长与辽中南城市群地区协调性优于其他区域,吉林省与辽宁省东部的部分城市协调关系趋向恶化。④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间关系失调主要受复合因素的作用,经济效益滞后是制约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关系提升的主因,生态环境效益滞后不是限制土地利用效益耦合协调性提升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70.
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