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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及生计干预——以陇南山区为例 总被引：3，自引：3，他引：3
增强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不仅是新时期农村扶贫的现实需求,更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论文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及生计环境出发,建立了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陇南山区脱贫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评估贫困山区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识别脱贫农户的生计障碍。研究发现:① 从川坝河谷区、半山区到高山区,从早期脱贫到后期脱贫,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依次降低,且务工型与农工互补型脱贫农户的生计可持续性强于其他生计方式农户;② 陇南山区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比重达28.83%,高山区、传统务农型及后期脱贫户中生计不可持续农户比重较高,而川坝河谷区、农工互补型与务工型及早期脱贫户中该比重较低;③ 生计不可持续脱贫户均面临着多元生计障碍,其中近2/3的农户面临多维资本—环境阻滞型与多重要素阻滞型障碍;④ 针对生计不可持续脱贫农户面临的多元生计障碍,需分类实施多维生计干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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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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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旅游业作为一种有效的减贫手段已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前急需科学评估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以便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旅游扶贫政策提供借鉴。基于中国2000—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评价了各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运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旅游发展的减贫效应。结果表明：（1） 旅游发展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因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门槛效应。（2） 减贫效应存在“东—中—西”阶梯式递增的变化特征。（3） 随旅游发展水平的提高，减贫效应具有逐步收敛的边际递减特征，其中旅游发展水平处于低区段时的减贫效应最大，中低区段的减贫效应次之，中高区段的减贫效应不显著，高区段的减贫效应进一步缩小，总体呈倒“J”型。基于此，提出了充分发挥旅游减贫效应的对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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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② 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③ 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型生计转型路径。④ 中部川区实现乡村体制转换,南部山区乡村发展明显升级转型,但未形成新的乡村体制,而北部山区乡村转型不够显著。⑤ 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榆中县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振兴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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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振兴的难点和关键,明晰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及影响因素,不仅可为新时期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为制定高质量发展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论文基于乡村振兴基础内涵,构建了脱贫山区乡村振兴基础评价指标体系,并以西秦岭腹地的陇南山区为案例区,评估其乡村振兴基础状况,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影响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结果表明：① 2020年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整体不高,均值为0.299,且各维度振兴基础水平差异明显,其中,生态宜居基础最好,生活富裕基础最差,同时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差异较大;② 乡村振兴基础水平在空间上呈“中低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乡村振兴基础中等水平区占比最高,为44.62%,大致呈“川”字型分布,高水平区仅占12.30%,主要在徽成盆地东部集聚,不同维度振兴基础水平空间分异明显;③ 海拔、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从业人数和农业机械总动力主导着陇南山区乡村振兴基础水平的空间分异,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解释力最高,且与其他因子交互后显著增强了对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解释力;不同地貌类型区乡村振兴基础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存在较大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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