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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相似文献   
2.
农户尺度的黄土高原乡村干旱脆弱性及适应机理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干旱脆弱性及人类对干旱的适应机理分析是干旱及半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西北地区乡村人地系统可持续性研究的新视角。本文运用Turner脆弱性分析框架,将其改进应用到黄土高原乡村农户的干旱脆弱性及其适应领域,选取榆中县和长武县气象数据和农户调查数据,应用主成分分析、综合指数法、差异性分析和鲁棒性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指标权重、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及其差异性与脆弱性指数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与检验,并从适应能力、适应策略和适应模式三个层面揭示适应机理。主要结论为:①中连川乡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大于洪家镇,且不同村落间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差异显著;②农户干旱适应机理为暴露—敏感性影响农户收入,农户生计系统是适应干旱暴露扰动的决定因子,农户类型、生计方式、土地利用、灌溉设施和政策扶持的差异性产生不同的适应模式和适应效果;③农户干旱脆弱性指数排名出现频率较高且排名变化范围较小,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表明农户干旱脆弱性计算结果具有稳健性。  相似文献   
3.
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时空格局演变   总被引:2,自引:1,他引:1  
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研究作为未来地理科学的十大科学研究命题之一,已成为人地关系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文以西北地区316个县(市)为研究单元,以2003、2008和2013年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气象数据、遥感影像数据和空间矢量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模糊层次分析和变异系数分析等方法,构建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并说明其时空演化过程。研究表明:①西北地区县域脆弱性指数整体呈现北低南高、东低西高的格局。大中型城市对周边区域产生显著的影响并已形成以自身为核心的低脆弱圈层,各低脆弱圈层逐渐关联形成大范围的低脆弱片区;②4个子系统的脆弱性水平分别表现出一定的地域分异格局,社会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脆弱性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且变化显著,资源环境子系统和政策子系统脆弱性则趋于碎片化且相对稳定;③西北地区人地系统脆弱性的空间差异度呈缓慢增大趋势,社会脆弱性差异度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加后下降,经济脆弱性与资源环境脆弱性差异度均表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政策扶持性在地区间的差异较大且整体格局稳定;④在政策的引导和扶持下,资源开发促使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和人类福祉发生转变,最终影响社会发展水平和社会的稳定程度,而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环境质量、资源开发和政策制定。本文以“脆弱性”的视角解构西北地区人地系统时空动态变化过程,为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  相似文献   
4.
乡村转型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三农”转型的重要抓手。论文以黄土高原沟壑区甘肃省榆中县为例,从人口转型、土地转型和产业转型3个维度构建乡村转型指标体系,基于2002—2018年统计数据、农户调研数据、遥感数据等多源数据,运用熵值法、层次分析法、乡村转型度模型和空间分析方法,从县域和农户视角,量化与分析榆中县乡村转型及其时空演变格局,刻画农户生计转型路径;在此基础上,引入体制转换理论阐释乡村转型过程机理,并运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识别驱动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2—2018年榆中县乡村转型度、产业转型度和人口转型度明显上升,而土地转型度稳中有降,乡村转型度和产业转型差异明显且变化较大,在中部川区最为突出。② 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均呈现“中部川区较高速和高速转型、北部山区低速转型、南部山区由低速转型向较高速过渡转型的空间格局”,并伴有逐级式和跨级式的变化特点,土地转型空间分布较为分散;乡村转型、人口转型、产业转型和土地转型的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川区,冷点区主要集聚于北部山区。③ 农户生计表现出多路径转型特征,北部山区为综合型生计转型路径,中部川区和南部山区为兼农型生计转型路径。④ 中部川区实现乡村体制转换,南部山区乡村发展明显升级转型,但未形成新的乡村体制,而北部山区乡村转型不够显著。⑤ 固定资产投资是决定榆中县乡村转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可为乡村转型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也为黄土高原沟壑区乡村振兴与乡村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5.
黄土高原乡村体制转换与转型发展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对研究黄土高原乡村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黄土高原苹果优生区的彬县、长武县和旬邑县为研究区,从体制转换的视角出发,基于模糊层次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多元线性回归等算法,模拟乡村体制演化的路径,甄别影响乡村转型发展的微观要素,进一步揭示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之间的互馈机理。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区内抽样选择的130个乡村中,传统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27个,主要分布于黄土梁地貌类型区,新型农业体制型乡村共有96个,主要分布于黄土塬地貌类型区,非农体制型乡村共有7个,主要分布于河谷地貌类型区;② 当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农业型体制向新型农业型体制转变,再至非农型体制的演化路径中,乡村转型发展度在三维空间坐标系中为倒“U”型变化趋势,乡村人口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下凸递增趋势,乡村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上凸递增趋势,农业经济发展度在二维坐标系中表现为倒“U”型发展趋势;③ 生计方式成为衔接农户家庭体制转换与乡村转型发展的控制性因素,在农户尺度上,由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决定,并直接影响到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在村域尺度上,通过与乡村地域系统的人口、经济和农业等3个维度的响应,引导乡村转型发展过程。  相似文献   
6.
基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农区陕西省长武县洪家镇,探讨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及生活满意度差异,重点讨论社会资本对不同生计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地四种类型农户社会资本存在显著差异,整体上表现出多种生计方式并存的农户类型高于单一生计方式为主的农户。(2)当地农户生活满意度水平整体较低。(3)农户社会资本存量对生活满意度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共同愿景均是影响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重要社会因素;此外,影响不同类型农户生活满意度的首要社会资本因子各不相同,分别为社会互动(纯农型)、社会网络(农兼型)、信任(兼农型、非农型)。  相似文献   
7.
陕南秦巴山区可持续生计安全评价及其鲁棒性分析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石育中  杨新军  王婷 《地理研究》2016,35(12):2309-2321
可持续生计安全强调以生态—经济—社会的综合视角来评价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性问题。目前,可持续生计安全分析框架存在权重方法单一和计算结果具有不确定性的问题。选取陕南28个区县,以2005-2014年为时序,运用层次分析法、热点分析和鲁棒性分析分别确定指标权重,定量分析可持续生计安全动力机制和空间聚集性,检验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不确定性。结果表明:① 陕南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年际差异显著,并逐年增大,其中汉中市差异最为明显,极值均在该市;② 生态安全、经济效益和社会公平综合影响可持续生计安全,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生态安全>经济效益>社会公平;③ 可持续生计安全整体空间格局表现出“热—冷—热—冷”依次交替的特征,且其发展态势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具有明显的地理集中现象;④ 可持续安全指数排名出现频率—变化范围矩阵对角线颜色较深,整体排名出现频率较高,具有较强的鲁棒性,说明可持续生计安全指数及排名稳健性与可信度较高。该研究引入可持续生计安全,可为可持续性评价提供理论方法参考和实践应用借鉴,为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8.
杨新军  石育中  王子侨 《地理学报》2015,70(8):1313-1326
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不可预期、自组织和多稳态体制等特征。道路建设是区域发展重要的干扰驱动因素,对局域社会—生态系统产生多要素和跨尺度的影响。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的相关概念和分析框架,以道路建设为切入点,借鉴社会经济连通度概念,以商洛市为例,从区域(local)和社区(community)两个尺度,分析道路建设对欠发达山区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将社会—生态系统分解为经济增长、生态景观格局和乡村发展3个维度,选取商洛市统计年鉴、商州区遥感影像和典型农户调查3类数据,结合数理模型、遥感与GIS技术和问卷统计分析,对道路建设与经济发展,道路网络与景观破碎度变化以及高速公路(国道)建设对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主要结论包括:① 道路扩张成为减贫的原因,却并非经济增长的动因,而经济增长却是道路网络扩展的原因;② 道路建设增加了当地生态景观的破碎度,却提高了社会连通度,并且景观破碎度与社会连通度之间呈正相关;③ 在乡村社区尺度上,道路建设与社区恢复力之间呈现复杂关系,乡村社区恢复力可以从集体记忆、生计多样性和适应能力3个准则层选取相应的替代指标,通过对农户调查来分析和解释,运用逐步回归分析,识别了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影响因素。最后,对基础设施建设影响下的欠发达山区乡村恢复力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9.
生计安全是可持续发展最基本的需求,对于区域发展、削减贫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区为例,基于DPSIR模型建立了生计系统安全的DPSIR评估模型,构建了测度六盘山片区69县(区)生计安全水平指标体系,进而揭示生计安全空间分异格局及其影响因素,总结了生计安全演变的特征。结果显示:(1)2003年、2008年和2013年三个研究期,65%以上的县域生计安全为"不安全"和"较不安全","较安全"和"安全"状态的县域数量较少,六盘山区生计安全总体水平不高;3个时段内主要生计安全状态分别为"较不安全"、"不安全"、"较不安全"。(2)六盘山生计安全的高值簇集聚明显。热点区域来看相对稳定,集中在六盘山区的东南部、西北部;低值聚簇空间格局变化较大,经历了扩大到缩减的过程,相对集中片区东南部和西北部。(3)生计安全的变异系数自东北向西南呈现高至低相间分布格局。景泰县、会宁县、安定区、华池县、崆峒区等6个县区是生计安全明显提高的县域;湟源县、靖远县、武山县、甘谷县、秦安县等13个县区生计安全明显下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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