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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搜集福建省58个县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两机制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同时考虑空间邻接和区域通达时间距离两种权重来检验高铁开通对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福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和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通过高铁缩短城市间的通达时间比简单的相邻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更大;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系数均为正,并且前者小于后者,福建经济增长主要以劳动力带动为主;高铁开通前后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开通后的溢出效应小于开通前,这有利于地区经济向均衡方向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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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4)
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将高速铁路开通看成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评估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1)从整体上看,高铁开通对全部样本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中,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2)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其中,高铁开通对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中、西部地区有促进作用但不显著。(3)高铁开通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滞后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影响。其中,在高铁开通的第4年(2012年),对东部地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对中、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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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研究与开发》2020,(1)
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化具有重要影响。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选取2007—2016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分析高铁开通对广东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对广东地区经济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高铁开通不仅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同时对广东各城市经济的融合与协同发展、优化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具有积极作用。广东地区间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资本形成、工业化程度以及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增长效应与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反映出虽然广东各地区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地区间具有较好的经济、产业协作与联动,有助于广东整体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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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国高速铁路的建设,促进了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针对中国高铁建设是否也会促使房地产业空间集聚的问题,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模型进行机理分析,采用2007—2017全国高铁列车班次数据,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杜宾模型（SDM）进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改变了房地产市场潜力和房地产投资空间格局,出现房地产投资向核心城市聚集与向中小城市溢出同时发生现象。本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在本区域集聚;跨区域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则会促进产业、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空间流动。房地产业在大城市过度集聚将产生拥挤效应,迫使房地产投资由核心大城市向高铁沿线中小城市扩散;具有优势地方资源的中小城市,高铁开通会加速房地产投资向其空间溢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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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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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型城市多位于较偏远地区,而高铁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重大提升,拉近了资源型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对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为样本,在刻画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时空格局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资源型城市高铁建设对地区产业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与未开通高铁的资源型城市相比,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但并没有促进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2)随着高铁开通线路的不断增加,在高铁网络中联系较广的资源型城市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更强。(3)空间异质性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对资源型城市产业升级的促进效应呈现依“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增的特征。(4)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投资集聚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在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本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交通基础设施升级对特殊类型地区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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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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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快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目的地可达性,民族地区交通条件落后但旅游资源独特,高铁开通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抑或加剧发展差距,亟待检验高铁的旅游经济效应。基于2000—2017年中国20个民族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评估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国内旅游总人次和国内旅游总收入分别平均增长16.52%和23.29%,对站点地区具有增长效应,但对地区间旅游业发展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不具有分配效应,表明高铁开通能成为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引擎;影响机制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具有扩散效应和结构效应,但未观察到虹吸效应和过道效应;动态性检验发现,高铁开通对旅游业发展的增长效应在开通后第一二年仍显著,而分配效应均不显著。 相似文献
9.
中国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效应分析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依据2000—2017年中国331个城市面板数据，借助计量模型从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2个方面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总体样本上，土地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均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大于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消费效应大于人口城镇化。②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时间差异。在时间效应上，土地城镇化中的投资效应具有下降趋势，人口城镇中的综合效应和投资效应具有增强趋势。③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的影响，且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最强劲；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显著，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通过消费效应和投资效应促进经济增长，且消费效应大于投资效应；西部地区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人口城镇化影响。东北地区的土地城镇化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且土地城镇化的消费效应最强，其次是投资效应和综合效应；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土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强的区域是西部地区，其次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相似文献
10.
随着中国高铁建设的全面铺开,高铁新城正在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的“新引擎”。本研究以京沪高铁站点为例,分析沿线高铁站点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带动效应。由于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匮乏,文章应用DMSP/OLS和NPP/VIIRS卫星灯光数据结合距离圈层法对京沪高铁站点的经济效应进行评估。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后,中等规模城市所在的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受益最大,其次是大城市高铁站点的周边地区,而居于小城市的高铁站点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效果不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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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我国中心城市人口城镇化特征及其空间格局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创新经济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引擎，省域中心城市作为人口聚集地的功能日益凸显。人口流动倾向影响着不同规模和行政等级城市之间的城镇体系重构，选取各个省域典型城市作为重点分析对象，通过我国城市人口最新数据统计测算，揭示出近期全国城镇化发展态势与大都市区域格局变化特征。结果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发展态势逐渐趋于平稳，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对人口的吸纳能力仍存在显著差异，各类直辖市、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在人口集聚方面表现突出，传统港口城市、工业城市、省域副中心城市的人口吸引力逐步趋弱。其中，一级城市人口吸纳能力超强，二级城市成为人口重要集聚地，三级城市人口增速趋缓，四级城市人口吸引力平稳；可将之划分为“高/低规模”“高/低增长”四种不同组合类型。同时，城市人口的增长变化和人力资本竞争，显著影响了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实力日益增强，人口增长强劲，进而改变了传统东中西区域经济显著分异的格局，省会城市首位度表现出“高/低位序”“高/低集中”四种不同组合分布特征，且集中于“高位序、高集中”和“低位序、低集中”两种类型，分化格局相对明显。伴随着中国大都市的不断发育成熟，其逐步成为新时代创新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引领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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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对中国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案例，基于2007和2017年地级以上行政单元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据和铁路Origin-Destination（O-D，起讫点）旅行时间、班列数据，结合静态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格局与高铁网络的空间关系分析和动态视角下的多元回归分析，探讨高铁对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及其空间分异。结果表明：1）高铁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有积极影响，但影响效果在空间上不均衡；东部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受积极影响较显著，而同一城市群内，期初具有集聚优势的高铁城市为主要获益者。2）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制约高铁影响效果，具备多中心结构的东部城市群内，普遍出现生产性服务业由核心城市向周边支撑条件良好的沿线城市相对扩散的现象。3）除时空压缩效应外，直达班列所代表的客运组织对于高铁影响力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高铁也通过城市人口集聚、市场需求扩大、信息化水平提升和地方政府积极参与的途径间接作用于生产性服务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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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9—2017年湖南省13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测度湖南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水平，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分析高铁网络演化特征，结合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检验湖南省高铁网络发展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 高铁时代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性升高，协同发展水平稳步上升；② 湖南省高铁网络的逐渐优化对本地协同发展水平产生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但对其他地区却存在负向的间接溢出效应；③ 高铁网络对区域间产业、市场、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产生双重影响，形成了对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双刃剑”特征，即高铁网络对本地的市场、产业、交通和创新等功能结构协同既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也存在负向溢出的马太效应，在促进网络中心度较高的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可能阻碍相对弱势的边缘城市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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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DID）方法,以2004—2019年中国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的差异化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中欧班列开通显著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越完善,对出口贸易增长的带动作用越强。出口同时受途经国家数量、目的国物流运输能力的正向调节。(2)异质性分析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对货源地枢纽节点城市的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铁路枢纽城市影响不显著,对港口城市出口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城市规模来看,贸易的正向促进效应主要发生在中小城市。基于不同地理区位班列通道的分析发现,对西部通道沿线城市出口贸易增长的促进效应明显。(3)中欧班列的组织运营服从“轴—辐”模式,对周边区域出口辐射空间范围大致在150 km之内。中介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开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促进出口贸易增长,外围区域的城市受到市场化水平的正向中介效应更显著。运输时间成本节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因此当前较传统海运所需时间的节约并不是促进出口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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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特殊的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下文简称为“高铁”）开通减少沿线企业面临的要素约束,降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促进沿线地区资本流动,影响城市间的异地投资。依托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新建投资决策数据,以高铁所引致的连通性和可达性等区位条件变化为切入,分析和评价高铁对异地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异质性。研究发现：(1)东部地区连通性提升更快,西部地区可达性改善更显著;巨特大城市与中小城市的可达性和连通性的绝对差距不断拉大。(2)异地投资主要流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但地区差异呈缩小态势。(3)高铁区位对异地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可达性的影响程度大于连通性的影响。(4)高铁区位对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异地投资的影响呈现差异性,连通性促进资金向东部地区和巨特大城市流动,可达性则能够显著提升西部地区及小城市对异地投资的吸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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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及驱动机制——以沪宁城际南京站为例 总被引：5，自引：3，他引：2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定量刻画高铁开通前后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并诊断和确定在不同阶段的关键驱动要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高铁站区产业空间具有明显的圈层结构,但“以高铁站点为中心的向心集聚”在高铁开通初始阶段尚不明显,开发强度并不随着与站点距离增加而降低,核心区的开发强度小于影响区。除了圈层空间分异之外,产业分层集聚态势凸显,与高铁乘客的商务特征相对应的商务服务业在高铁开通后空间集聚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几类产业;批发零售业、居民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与高铁开通相关性不明显;交通运输业和住宿餐饮业作为交通站区的基础服务产业,相关程度介于以上两类之间。从内外两方面驱动因素构建的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模型分析得出,除了交通条件、外部规模经济等传统区位因素外,产业属性、地价对高铁站区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动有较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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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究高铁通车对中国城市创业投资网络的影响,论文以2001—2017年间投资于中国大陆的41692件跨城市创业投资事件为样本,研究高铁通车对城市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其作用机制。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渐进DID模型)分析表明,高铁通车可以提高城市可达性,降低创业投资活动主体的综合交易成本,促进创新创业要素资源跨区流动,对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产生正向影响。中心城市的创业投资网络受高铁通车带来的正向影响更强。同时,高铁通车对创业投资网络最优作用范围依投资中心呈环形分布,投资中心辐射半径100~200 km的地区,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正向影响要明显强于100 km以内和200 km以外地区。此外,风险性低、回报稳定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扩张期和成熟期阶段的创业投资网络集聚力、辐射力和联系中介力受高铁通车影响较种子期和初创期阶段更为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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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 总被引：8，自引：4，他引：4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重要的人口集聚区和经济增长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研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对于促进区域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京津冀地区2000-2010年各区(县)和2000-2014年各城市的人口、GDP数据,运用人口—经济增长弹性、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重心分析等方法探究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结果表明：①在总量规模上,京津冀地区整体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较高,但各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②在空间分布上,从地理集中度来看,京津冀地区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北部低、中南部高的分布特征,其中北京、天津经济地理集中度高于人口地理集中度,河北多数城市人口地理集中度高于经济地理集中度;从重心来看,京津冀地区整体的人口与经济重心都向东北方向移动,且经济重心的移动幅度大于人口重心,2个重心偏离距离不断加大,此外各城市的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最后,提出了促进京津冀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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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时空压缩"效应对游客出游空间产生明显作用,进而影响到旅游地客源市场空间结构。以京沪高铁线的济南和泰山以及武广高铁线的武汉和衡山为例,从旅游地吸引空间范围、旅游地空间使用曲线、旅游地对客源地空间吸引力等3方面,实证研究高铁对旅游地国内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提高了旅游地的客源市场半径,辐射范围更广;②高铁开通使近程客源市场份额明显下降,但750~1 000 km空间范围的客源市场增长明显,旅游地60%的客源市场空间范围有显著向外拓展的趋势;③高铁对旅游地客源市场吸引力提高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距旅游地空间距离越大,客源市场空间吸引力变化越显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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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趋同与差异研究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近10年来,城镇化进程中暴露的很多问题可以归结为城镇化的协调性问题,本文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从城乡、产城、城镇化区域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4个方面来衡量新型城镇化的协调性。并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运用空间杜宾面板模型(spatial Durbin panel data model, SDPDM)从经验上考察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俱乐部与条件趋同现象,发现制约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协调性的因素并不一致：东部城市应进一步加强城镇化同资源环境的协调,促进区域间的协同发展;中部城市应改变大拆大建的城市建设模式,着重发展服务业和增强城市间的合作;西部城市应进一步推进市场开放进程,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城市建设中的攀比,发展服务业和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同时,限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策对于新型城镇化协调性不存在显著影响,而放开户籍管制,则会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无论从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产城融合或是城乡协调发展,均会对新型城镇化协调性起到正向作用。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