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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基于中国25个省份内635个社区的29586个成年居民2010—2016年的纵向追踪调查数据,分别利用非线性发展模型和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阐释中国居民超重肥胖情况的变化趋势,同时探究其在个体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以身体质量指数衡量的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发生风险逐年增加,其中女性、年龄、有配偶人群、日均锻炼时长负向作用于成人身体质量指数增长速率;② 中国成人超重肥胖差异具有多层级性,个体层面社会经济属性、饮食习惯和行为方式,社区层面建成环境和自然环境,省域层面城市化水平,均能影响成人超重肥胖发生;③ 不同层级间超重肥胖影响因子具有交互作用关系,环境能通过影响个体心理状态及行为选择对个体健康结果的作用,间接作用于居民超重肥胖结果。研究结果旨在帮助中国成人居民达到更好的健康状态,以及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人口健康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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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地理》2020,(3)
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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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州25个典型社区（4种居住类型）的962份调查问卷,采用卡方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探讨了居民的超重特征。结果发现,不同居住类型具有不同的超重水平和超重分层特征。1）居民超重率为历史街区＞保障性住房＞单位社区＞商品房社区。商品房社区居民超重水平最低,与其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带来更好的健康知识和社区资源获取能力有关;单位社区和历史街区超重水平较高,与其长期的住房环境隔离聚集了大量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较低的居民有关;此外,历史街区较大比例的高龄人群也使超重率提高;保障性住房居民较高的超重率与其较差的社区环境,以及具有高比例资源获取能力差的低收入人群相关。2）对所有居住类型来说,老年人和已婚人口都是容易超重的人群。保障性住房和单位社区居民收入的提高可能增加额外的社区资源可获得性,而产生超重分层。历史街区居民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相比之下,高教育水平居民可能因其具有更多的健康知识而降低超重水平。商品房社区产生超重分层与其高收入居民具有的不健康工作生活方式有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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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邻里效应视角的城市居民心理健康影响因素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总被引：6，自引：3，他引：3
随着新型城镇化、健康中国等战略的提出,“城市健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然而,既有研究较少基于邻里效应的视角,揭示城市社区环境对居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论文基于2015年广州市23个社区的1150份问卷调查数据,从邻里效应的视角出发,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识别了广州市居民心理健康的决定因素,尤其关注社区建成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广州市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在社区层面存在空间异质性,由个体层面因素与社区层面因素所共同决定。就个体因素而言,受教育程度、住房产权和身体健康状况对心理健康水平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就社区建成环境因素而言,服务设施配套和公园绿地供给均与心理健康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就社区社会环境因素而言,社区纠纷数量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社区组织数量和邻里交往频率对心理健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建议通过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加大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园绿地的供给,健全社区组织,鼓励邻里交往,从而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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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市“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社会公平满意度越来越受到重视,居民的居住环境空间公平将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结合地理学和社会学对居住环境空间公平相关理论,基于2017年北京典型低收入社区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住环境主客观条件对低收入社区居民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社区的居民社会公平感知水平差异明显;服务设施、就业可达性和建成环境对个体社会公平满意度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居住环境满意度对低收入社区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同时居民社会公平满意度因居民社会经济属性而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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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成环境对广州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的分析 总被引：3，自引：3，他引：0
人民群众幸福感的提升,是新型城镇化的落脚点,改善人居环境是城镇化质量提升的必然要求。既有的社区环境与居民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行政管辖范围评估社区的建成环境状况,且忽视了城市建成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中间机制。论文基于广州市23个社区采集的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中介效应分析和分层分析,识别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因素,揭示了居住满意度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尤其关注缓冲区的重新划定对分析结果的影响,以及建成环境对幸福感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结果表明：① 相较于行政管辖范围和1000 m面要素缓冲区,基于15 min步行可达范围所提取的建成环境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程度更高;② 人均绿地面积、POI点密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人口密度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关系;③ 居住满意度在POI点密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④ 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建成环境与个体幸福感的关联程度因居民的户籍、住房产权和就业情况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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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构建外部建成环境、内部建成环境、社区综合感知、社区凝聚力、个体特征5个维度15个概念变量的分析框架,基于西安市企业社区建成环境兴趣点（POI）数据与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定量探究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建成环境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社区老年居民幸福感整体水平一般,李克特5分制量表下平均得分为3.54。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风景类、医疗类、公共设施类等外部环境场所的可达性是老年居民幸福感的促进因子,老年居民对居住条件、社区绿化配置、内部道路和景观的主观感知以及对社区的综合感知正向影响幸福感;社区综合感知在设施POI类型的熵指数、公共设施类场所可达性对老年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最后,提出风景绿地空间建设、医疗服务站点完善与公共设施场所服务质量提升,以及居住环境优化、住房条件改善与社区养老护理机构建设等方面的建成环境改进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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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民众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关注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社区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元,在防疫减灾中所发挥的作用尤为突出。本文基于北京2019年城市体检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个体属性及社区环境指标对公共安全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安全感知的差异主要来自个体属性的不同,老年人及健康状况一般或较差的群体,以及低收入、低学历、待业人群的安全感相对较低;安全感的社区差异显著,人口稠密、公交线路密集的社区居民安全感较低,道路交叉口较多的社区安全感较高;社区离Ⅰ型应急避难设施和医院的距离越近,居民安全感越高,但中小型设施影响不显著;良好的社区社会环境对居民安全感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向影响,但租户很难从物业管理水平的提高中获益。据此本文提出了建设安全韧性社区的若干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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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来自广州的实证研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通勤出行碳排放是城市交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很少关注不同地理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差异,且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多层次混合效应模型对广州多尺度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在控制居住自选择效应之后,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这些差异是由社区间的建成环境差异所导致的。在不同尺度建成环境中,社区尺度的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最显著。而且,居住地建成环境对通勤出行碳排放的影响比工作地建成环境的影响显著。对建成环境进行规划干预应更多着眼于居民所居住的社区以及与居民日常出行活动联系紧密的社区15分钟步行生活圈。虽然实证案例社区的选取可能存在局限性,但研究结论可为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居民出行行为转变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低碳交通与土地利用政策提供一定的科学理论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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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居民对居住环境质量追求的不断提升,绿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对居民地方依恋具有重要影响。论文使用“快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以及广州市1232份居民问卷数据,采用多层级中介效应模型,探索城市绿地对居民地方依恋的影响机制,尤其关注居住环境满意度的中介效应,并对比封闭社区与非封闭社区的差异。研究发现：① 绿地能够直接提升居民的地方依恋;② 居住环境满意度作为中介变量,是绿地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传导因素;③ 对于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部分中介效应,即绿地通过居住环境满意度间接提升了居民的地方依恋;④ 对于非封闭社区,居住环境满意度起完全中介效应,即居住环境满意度完全解释了绿地对地方依恋的影响。基于实证结果,论文认为在注重绿地的空间均等化并向弱势群体倾斜的同时,更需要考虑居民进入与使用绿地的权利以及其主观满意度,并在此基础上为优化地方政府的社区治理和规划政策提供支撑与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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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市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 总被引：14，自引：2，他引：12
伴随中国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私人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由此引起的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难题。基于上海市区的居民通勤问卷调查数据,采用多项Logit模型检验了街道尺度城市建成环境对于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提高居住地的人口密度、土地利用混合度与十字路口比重,可以减少小汽车通勤方式的选择,而就业地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影响相对较弱;建成环境对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会因个体的社会经济异质性而不同。这些结论为通过优化土地利用规划来优化居民通勤结构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了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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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是大部分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相比宏观层面的城市建成环境,微观层面的邻里环境感知及个体健康与通勤模式选择的联系更为密切。以南京市主城区8个社区为案例地,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邻里环境感知与个体健康对城市就业者通勤模式选择的影响。首先借助问卷调查数据,将通勤模式分为积极通勤、公共交通通勤、电动车/摩托车通勤以及小汽车通勤四类;其次使用因子分析法确定邻里环境感知的潜变量,并将个体健康分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3个潜变量;最后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邻里环境感知变量中服务设施感知、环境品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交通安全感知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② 个体健康变量中,心理健康与健康行为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③ 通勤距离与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存在显著的直接效应,同时社会经济属性对通勤模式选择亦存在显著的间接效应。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有效提升就业者对于社区环境的主观感受,进而提高就业者参与健康行为的意愿与就业者的健康水平,从而引导其选择更加健康和绿色的通勤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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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来自上海证据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基于上海市1 605个居民抽样样本,利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街道尺度人口密度对个体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在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通勤方式和其他建成环境要素后发现,高人口密度总体上会增加居民通勤时耗,而且其作用是有条件的,主要受“设计”“地铁站可达性”“到就业中心距离”和“通勤方式”的调节。具体而言,提高街道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缩短居住地到就业中心距离,提高地铁站密度,鼓励居民采用地铁方式通勤,减少小汽车使用,都可以显著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因而,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和调节人口密度来降低过长的通勤时耗是可行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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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个体与社区双层影响机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小汽车出行与建成环境的关系是城市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分别关注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建成环境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近年来,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空间分异受到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居民个人社会经济属性与社区建成环境及社区类型间存在关系,考虑三者如何共同对小汽车出行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构建包含个体层社会经济属性和社区层建成环境与社区类型的多层Logit模型对工作日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居民个人的社会经济属性和其所居住社区建成环境同时对小汽车出行的选择起作用,且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与社区类型紧密相关,出行方式差异有76.32%是由社区因素的差异造成。个人社会经济属性因素方面,更高的文化水平、更高的个人月收入水平、非集体单位性质和家庭存在更多未成年孩子的居民工作日小汽车使用率较高;社区建成环境因素方面,提高建筑密度、用地混合度、商业可达性和公交站点密度会降低社区居民工作日出行使用小汽车的可能,而社区周边更高的POI密度则会增多居民对小汽车的使用。两类因素关系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市场力量对城市居住空间重构影响的增强,相似社会经济属性的居民会倾向选择同一类型社区,而相同类型社区拥有相似的建成环境。这些结论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城市居民工作日小汽车出行背后的影响因素及机制,并为通过对相同类型社区多层因素的调节来改变居民出行方式结构,进而缓解交通问题提供了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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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作为带着农民特色和阶级混杂重塑的空间,为弱势劳动群体融入城市化体系、实现反资本而不反市场的城镇化进程提供了保障。探讨建成环境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影响机制,开展城中村建成环境改造,对于解决弱势群体通勤和就业困难意义重大。论文基于武汉市2018年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数据,以公共交通通勤方式选择作为二元分类因变量,采用梯度提升决策树(gradient boosting decision tree,GBDT)分析建成环境与城中村居民通勤方式选择的非线性关系与阈值效应,结果显示：普遍长距离通勤的城中村居民对公共交通系统依赖性强,建成环境的非线性影响和阈值效应明显,弥补了传统线性模型在可解释性上的不足;其中公交站可达性预测贡献度最大(19.89%),阈值分别在300 m和1000 m左右,在城中村改造时应尽量满足直线距离300 m公交站点可达,保证1000 m内存在公交线路,其余变量也有相似的可解释性。研究得到的建成环境影响的优先层次和最有效的空间属性范围将为提升城中村居民就业和通勤公平,实现区域包容、协调的城镇化提供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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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环境对北京市郊区居民工作日汽车出行的影响 总被引：12，自引：4，他引：8
郊区化导致的汽车出行增加及相关的城市环境与社会问题日益成为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但目前国内对建成环境与汽车出行行为的研究刚刚起步。基于GPS与活动日志相结合的居民一周活动与出行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分别以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作为地理背景,分析建成环境对于郊区居民汽车出行距离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建成环境对工作日汽车出行的影响因地理背景的选择而有不同。整日出行受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工作地与活动空间建设密度增高汽车出行减少,但是居住空间的影响不显著;通勤出行受到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居住地商业密度提高和建设密度降低、工作地和活动空间建设密度提高,汽车出行减少;非工作活动出行也受到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影响,居住地、工作地和活动空间的公交密度低、工作地和活动空间建设密度高,汽车出行少。基于研究结果,本文对地理背景不确定性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出行行为的研究需要考虑居住地以外其他地理背景的影响,并对控制汽车使用的公共政策提出了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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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南京市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研究 总被引：1，自引：1，他引：0
通勤是城市就业者日常工作所必须面对的问题,长距离、长时间通勤以及机动化通勤方式带来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论文基于南京市居民身体活动及健康状况问卷调查数据,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就业者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通勤模式三者的关系及其对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以及健康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通勤距离对机动车通勤模式与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对通勤时间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效应。② 在心理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及机动车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同时通勤距离与通勤模式对邻里关系还存在显著的负向间接效应;在身体健康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降低了就业者超重或肥胖的发生概率,但增加了就业者选择机动车通勤模式的可能性,从而间接增加了就业者患慢性疾病的风险;在健康行为影响方面,通勤距离、通勤时间与睡眠时间显著负相关,机动车通勤模式对睡眠时间产生负向间接影响,与是否做家务显著负相关,与是否散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③ 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因就业者社会经济属性不同而存在差异,女性、年龄较大以及收入较低的就业者通勤行为特征对健康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优化城市职住空间、减少通勤时耗,降低小汽车依赖、促进积极通勤来提高就业者身体活动量,并为特殊群体的通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进而提升其健康水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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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Behavioral Risk Factor Surveillance System (BRFSS) in 2007, 2009 and 2011 in Utah, this research uses multilevel modeling (MLM) to examine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s and individual odd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dividual risk factors. The BRFSS data include information on 21,961 individuals geocoded to zip code areas. Individual variables include BMI (body mass index) and socio-demographic attributes such as age, gender, race, marital status, education attainment, employment status, and whether an individual smokes. Neighborhood built environment factors measured at both zip code and county levels include street connectivity, walk score, distance to parks, and food environment. Two additional neighborhood variables, namely the poverty rate and urbanicity, are also included as control variables. MLM results show that at the zip code level, poverty rate and distance to parks are significant and negative covariates of the odd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and at the county level, food environment is the sole significant factor with stronger fast food presence linked to higher odds of overweight and obesity. These findings suggest that obesity risk factors lie in multiple neighborhood levels and built environment features need to be defined at a neighborhood size relevant to residents' activity space.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