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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时代东西方交流及其对人类生产方式变化的影响是备受关注的前沿科学问题。甘青地区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关键区域,考古研究显示该地区的跨大陆文化互动始于齐家文化时期(4300~3500 a B.P.)。作为铜石并用时代的重要文化类型,齐家文化早期(4300~4000 a B.P.)至晚期(4000~3500 a B.P.)先民生产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然而,已开展的植物考古研究主要集中在甘肃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中、东部的研究相对薄弱,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尚不清晰。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对甘肃中、东部7处齐家文化时期遗址的植物大遗存进行研究,将其与已有研究结果对比,分析了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结构的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早期,甘青地区东、西部的农业结构均以粟(Setaria italica)为主、黍(Panicum miliaceum)为辅,这可能与粟的高产性和水分利用的高效性等有关;齐家文化晚期,西亚起源的小麦(Triticum aestivum)、大麦(Hordeum vulgare)传入甘青地区,西部的农业结构转变为粟黍农业为主、麦类农业为辅,但甘肃东部依然延续前期以粟黍为主的单一农业结构,这可能源于不同地区对气候趋于冷干的响应程度不同。本研究显示甘青地区齐家文化时期农作物种植结构的时空变化受到史前东西方交流和气候变化与局地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有助于理解史前东西方交流关键时期和区域人地关系演变的过程与机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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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喇家遗址是一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址,已有的研究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但在具体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仍需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对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齐家文化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为粟和黍,而且以黍为主,没有发现麦类遗存.以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可能与所在区4.5ka B.P.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植硅体和浮选结果在黍粟含量对比上存在差异,我们对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一结果为重新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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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6000~5500 a B.P.)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发展,农业社会建立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出现了文化面貌大范围统一的庙底沟文化,长期以来对于该文化农业生产模式缺乏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系统的植物考古浮选法(以植物种子、果壳、木炭等为研究对象的大植物考古研究方法),在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杨官寨遗址和西坡遗址获取了丰富的炭化植物遗存.两处遗址共采集、分析了160份浮选样品,共获得3403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597粒粟(Setaria italica),414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大豆(Glycine max)和稻米(Oryza sativa),以及1460粒包括狗尾草(Setaria viridis)、豆科(Leguminosae)、藜(Chenopodium album)等在内的非农作物遗存.通过两处遗址出土炭化植物遗存,结合其他庙底沟时期中原地区遗址植物考古研究显示,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的农业生产模式为较为典型的旱作农业传统,粟、黍类小米为最重要的农作物资源;稻米发现数量虽然很少,但是不论各聚落等级规模,几乎都有发现;大豆仅在个别遗址有发现,并不普及.杂草方面以狗尾草、豆科种子和藜为主,其他杂草数量很少.中原地区庙底沟时期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一特点与庙底沟文化各遗址较为统一的文化面貌相契合.而通过与周边区域农业特点的比较,又可以观察到该区域的独特性,比如粟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性要高于周边其他旱作农业传统区域,也许从一方面也反映了庙底沟文化核心区域的古代人群对更为高产粟的需求程度要更高,与其较高的遗址数量、规模和人口密度相符合;而稻米在庙底沟文化遗址中也普遍存在,尽管出土数量都比较有限.通过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与可食用非农作物遗存比例分析,以及相关动物考古研究,庙底沟时期的诸遗址已经明显以农耕生产为主要经济模式,家养动物和农作物资源远较之狩猎采集获得资源重要,推测已经完成了由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的转变.因此认为在庙底沟时期的中原地区,庙底沟文化的诸遗址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农业社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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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高原是新石器时代末期龙山时代(公元前2900~1800年)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域,研究该区域的史前农业发展状况对于理解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的经济基础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利用系统浮选的方法在山西高原的滹沱河上游、蔚汾河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提取大植物遗存,获得龙山时期数量众多的以农作物为主的炭化植物种子。在山西高原两处流域的考古调查和周家庄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采集、分析浮选样品218份,发现44500余粒炭化植物种子,包括19301粒粟(Setaria italica)、6697粒黍(Panicum miliaceum)、少量水稻遗存(Oryza sativa)以及18456粒杂草种子。出土的大植物遗存显示,山西高原龙山时期的农业经济是以种植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粟居于主要地位;同时,在山西高原的不同区域农作物结构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黍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更高;炭化水稻虽在各个区域均有出土,但在滹沱河上游和蔚汾河流域水稻的比例较晋南临汾-运城盆地要低很多。对山西高原各重要区域考古遗址出土大植物遗存的直接研究,填补了山西高原植物考古工作的空白,对理解山西高原史前社会的经济基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为探寻史前人类的农业活动与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深入研究人地关系提供了重要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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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时代早期榆林地区农牧交错带中的超大型中心聚落,产生于聚落林立、社会等级分化明显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中。文章通过鉴定与分析石峁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地点东护墙北段上部、门址及大台基等区域浮选所获样品,结合已公布的外城东门、后阳湾等地点的植物遗存鉴定数据,对石峁遗址夏时代早期样品中出土的植物遗存进行综合研究。通过2012~2019年的浮选工作,共获得了187份夏时代早期样品,出土炭化植物遗存共计17816粒,其中农作物遗存8905粒,包括粟、黍、水稻及大豆;非农作物遗存包括非农作物种子和植物果核等共计61种植物,总数为8911粒,分属于禾本科、藜科、豆科、蔷薇科、菊科、蓼科等。结果显示,石峁先民夏时代早期的生业模式以农牧业并重为主、采集狩猎为补充。其中,农业结构以粟黍种植为主,还首次发现了少量水稻、大豆等可能为上层先民与周边地区交流获得的稀有食物;畜牧业中,主要利用胡枝子、草木犀、委陵菜属、冷蒿等饲草喂养黄牛、羊等主要家畜;同时,还存在采集果实等行为。石峁先民生业模式的选择是其人群受所处的农牧交错带环境影响产生的结果,"舍不得农业,离不开牧业"即是石峁先民及地区其他同时期人群的真实写照。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周边聚落的粮食输入及与其他区域中心的文化交流,保障和巩固了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石峁遗址的核心地位,并推动了地区早期国家的产生与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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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粟是我国北方两种重要的旱作农作物,对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考古样品保存及研究方法的限制,早期考古发掘报道的我国关中盆地新石器遗存的农作物多是以粟为主或粟、黍不分,统称粟类作物,缺少对该区新石器时期粟、黍农业状况的深入研究。本文利用植硅体方法,分别对现代黍、粟和水稻种子的植硅体产量以及关中盆地新石器考古样品中的植硅体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等重量的黍、粟种子稃片的植硅体产量基本相等,其植硅体含量所反映的是黍、粟的相对产量(重量);水稻双峰型植硅体的百分含量比水稻实际含量相对偏低。关中盆地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王家嘴,水沟等6个考古遗址17个14C年龄和47个植硅体样品分析结果显示,约6000～2100cal.aB.P.期间,关中盆地黍子的植硅体含量一直占优势(3.4％～34.5％),粟次之(0～6.2％),即使在气候相对暖湿的阶段,黍的产量仍超过粟。泉护、杨官寨、浒西庄,案板等遗址的个别样品中保存水稻植硅体。这些结果为重新认识关中地区新石器时期农业生产与社会经济形态以及与气候环境条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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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系统的变动,可以对史前文化的时空分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甘青文化区是我国古文明发祥地之一。这里新石器文化非常发达,遗址丰富,类型齐全,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古文化中心。通过分析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的时空分布的变化,发现自大地湾文化至马家窑文化时期,研究区文化在空间上扩张,而后逐步向南退缩。这一变化和气候的干湿状况的变化密切相关。5kaB.P.气候逐步趋向干旱,导致文化分布上的空间差异,至齐家文化时期,研究区105°E以西遗址点的空间分布大大地向南收缩,而105°E以东齐家文化的分布范围和仰韶文化基本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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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日遗址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 总被引：5，自引：0，他引：5
利用C和N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研究了青海宗日遗址先民的食谱,探讨了先民的经济模式以及食谱变化趋势。所有人骨骨胶原中的C,N含量以及C/N摩尔比,均表明样品保存较好,可用作食谱分析。骨胶原的δ13 C值和δ15 N值分析显示,先民主要以C4类植物为食,也摄取一定量的肉食,反映了以粟、黍等为主食而渔猎为辅的生活方式。性质未明墓葬与宗日墓葬之间存在的较大食谱差异,可能与其来自不同文化密切相关。宗日遗址在发展过程中,先民食谱中C4植物增加而肉食类减少,反映了农业加狩猎采集的混和经济模式向稳定农业模式转变的趋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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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地貌环境分析及其土地利用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新石器时期的主流文化,其时空演化和生业模式转变过程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地貌环境和水文条件的变化却仍不清晰。本文借助GIS方法和遗址域的概念,采用定量手段分析了马家窑文化不同时期遗址分布的地貌背景和汇水累积量的变化,并以此推论这些不同的地貌环境所反映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与生业模式之间的关联。分析结果表明,马家窑文化在不同时期的遗址域内有不同的平地等级和汇水累积量分布,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土地开发、占用模式与当时的生业模式有很大关系。这项工作为理解不同气候背景下史前人类对生存空间和生业模式的选择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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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沭河上游史前文化遗址的聚落考古调查、遗址动植物遗存的浮选、遗址及墓葬出土人骨的同位素微量元素分析和遗址文化层的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生业活动以农业经济为主,尤以粟、黍、水稻等农作物为主,其中人骨的食性分析结果表明,大汶口晚期的食物结构存在贫富差异,富有者的饮食以大米等C3植物为主,普通老百姓的饮食以小米等C4植物为主。借助GIS,SPSS软件所建立的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定量关系模型表明,人类居住场所的选择与地貌、水文等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坡度越大,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小;遗址距离大河流越远,受到洪水灾害的威胁越小,遗址存在的概率越大;遗址距离中等河流的垂直距离、小河流的水平垂直距离越大,人类不便于利用水资源,遗址存在的概率就越小。区域地质地貌考察及孢粉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岳石文化时期的古气候有温和偏湿—温凉偏湿—冷凉干旱—温凉偏湿的变化过程。古植被主要为以针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但存在针叶林和阔叶林面积来回摆动的情况。暖湿时期人类居住海拔较高,冷干时期人类聚落也随水从高处往低处迁移。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早期阶段的温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促进了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龙山文化晚期及岳石文化初期出现的冷干气候事件有可能对龙山文化的结束和岳石文化发展进入一个低谷产生了巨大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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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地区地处中原腹地,是我国旱作农业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传播的重要区域之一,在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区域性系统植物考古研究较少,目前全新世中期郑州地区古代农业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仍不清晰。文章在郑州地区选择位于不同地貌部位、不同等级规模的13处裴李岗-仰韶文化遗址进行系统采样,通过植硅体分析和AMS 14C测年,揭示出郑州地区在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文化中晚期均属于以黍为主的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其形成得益于全新世适宜期暖湿气候下的稻作北传。裴李岗时期,黍粟旱作分布在浅山丘陵区的黄土台塬沟谷地带,稻-旱混作仅存在于冲积平原,农业模式的选择主要受地形和水文因素影响;仰韶中晚期,粟和稻的比例显著提高,稻作不再局限于冲积平原和大型聚落,在台塬沟谷和中小聚落也有分布,标志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和作物结构的优化,这意味着农业生产开始打破自然条件限制,为郑州地区农业社会的建立和文明化进程奠定了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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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作和旱作农业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植物考古和农业考古研究中的热点,闽江下游地区农业开始的时间及其发展过程对农业向南及向台湾传播的路径和时间研究至关重要,然而由于缺少详细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迄今为止关于该地区稻作和旱作农业开始的时间仍然是不清楚的。文章对闽江下游新发掘的闽侯县荆溪镇白头山遗址进行了系统的采样,通过考古学研究和14C测定确立了年代框架,对遗址进行了详细的植硅体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白头山遗址主要包含闽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末期的遗存(约5000~3000 cal.a B.P.),该遗址中植硅体类型丰富,自昙石山下层文化时期至黄瓜山文化时期,均发现有水稻特征型植硅体,黍子稃壳植硅体首次出现于昙石山文化层,说明在距今5000年左右稻作农业已经传播到了闽江下游,距今4700年左右的昙石山文化时期地层中黍子的出现则说明旱作农业的传入,形成了稻旱混作的原始农业格局。结合闽江流域及台湾地区其他的植物考古学工作,认为闽江是稻旱农业向台湾及东南亚地区传播的重要通道,研究结果为深入了解闽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的发生、发展及其结构特征提供新的认识,为稻旱混作农业南传的时间及路径提供了新的证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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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然环境复杂,生业经济形式多样,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是了解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该区域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但对其功能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中国内地不常见,而与中亚、欧亚草原类型相似的石器.本文对新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遗址(82.77°E,43.84°N;3600~3000 cal.a B.P.)出土的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长条形石磨盘、石杵和饼形石器的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为这些石器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分析结果显示,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775粒植硅体中,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占9%,其他类型的植硅体以早熟禾亚科(Pooideae)型和棒型为主,另在石杵上发现栝楼属(Trichosanthes)植物果皮植硅体及植物组织.结合遗址中大植物遗存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石磨盘曾用于研磨麦类作物种子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石杵亦用于麦类作物研磨,但也对粟类作物进行脱壳以及加工栝楼属植物果实.用于分析的饼形石器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打制饼形石器,残留物中的植物遗存显示可能与石磨盘组合用于加工植物的块根块茎;第二类为磨制饼形石器,其表面发现极少量粟类稃片植硅体,推测其可能用于粟类作物脱粒.研究结果为新疆伊犁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安德罗诺沃文化石器的功能、农作物加工过程,以及古代社会生计模式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石器残留物中块根块茎类淀粉粒以及农作物植硅体的发现,是对已有大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补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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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植硅体分析方法,对湖北荆门屈家岭遗址南部2015~2017年度主发掘区TN14W35探方内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时期(5800~4200 a B.P.)的地层土样进行了系统取样分析,并重点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各文化时期土样中均含有丰富的水稻(Oryza sativa)特征型植硅体,表明稻作农业在屈家岭遗址各阶段先民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实验还在油子岭和屈家岭文化地层发现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植硅体,但从发现数量看,粟类作物在屈家岭遗址先民农作物利用结构中只占据极小的比重.论文通过对水稻扇型植硅体形态参数测量和鱼鳞状纹饰统计发现,屈家岭遗址的水稻遗存主要属于粳稻类型,且驯化程度在油子岭文化早期时期就已经达到现代栽培稻水平.本文研究揭示了屈家岭遗址先民的农业结构、水稻类型及驯化水平,为了解江汉平原汉水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生业形式与水稻驯化水平等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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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影响着农作物的生长。文章通过对比济南大辛庄遗址中、晚商时期的植物遗存和济南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的植物遗存,发现两个遗址主要农作物均包括粟(Setaria italica (L.)Beauv.)、黍(Panicum miliaceum L.)、大豆(Glycine max(L.)Merr.)和小麦(Ttiticum aestivum L.),大辛庄遗址水稻(Oryza sativa L.)绝对数量较多,但刘家庄遗址未发现水稻。综合本地区其他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山东地区岳石文化时期、商代水稻仍是主要粮食作物之一,但到商末周初水稻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邻近的中原地区和关中地区,多处商周时期遗址水稻种植也普遍出现萎缩。多项地质记录表明,商末(3000 a B.P.前后)东亚夏季风快速减弱,降水量显著下降。山东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这一时期降水量减少,难以保证稻作农业所需的持续充足的水源,从而影响到水稻产量和种植规模。因此,商末气候变化很可能是刘家庄遗址商末周初水稻缺失以及山东地区商末周初水稻数量骤降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同时影响到整个黄河中下游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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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时期西域戍边遗址驻军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模式研究对于深入了解中原王朝的屯垦政策以及西域汉代驻军的环境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的西域屯垦戍边研究主要关注于军事屯田的起源、分布及影响等,而对两汉时期戍边遗址驻军的生业状况尤其是农作物组成及利用策略尚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对新疆(古代称为西域)石城子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与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碳氮同位素研究,揭示了新疆汉代驻军多样的农作物利用策略及生业组成.研究发现黍(Panicum miliaceum)和青稞(Hordeum vulgare L.)应该是石城子遗址驻军主要的粮食作物,而房址地面土样中较高的C4植硅体含量可能表明驻军对植物资源,也许是谷物进行的脱壳处理.草拌泥土壤样品中发现的黍类稃壳遗存,则很好地揭示了农作物副产品在房址墙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此外,羊(Ovis sp./Capra sp.)、牛(Bos sp.)等动物骨骼样品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更为我们展示了农作物栽培与家畜饲养之间的可能联系,具体表现为驻军可能利用黍类以及青稞作物秸秆对部分羊、牛等家养食草动物进行饲喂.而以黍与青稞为主的农业,以羊牛为主的畜牧业以及狩猎活动一道构成了石城子遗址驻军多样的生业组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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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Holocene climate change and its effect on prehistoric cultural evolution in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China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Guanghui Dong Xin Jia Chengbang An Fahu Chen Yan Zhao Shichen Tao Minmin Ma 《Quaternary Research》2012,77(1):23-30
We studied the mid-Holocene climate change in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 China and its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Majiayao (3980–2050 BC) and Qijia (2183–1635 BC) cultures, near the important Neolithic site of Changning. The investigation focused on analyses of grain size,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ratios of elemental contents, and pollen assemblage from a loess–paleosol sequence.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climate was wet during 5830–4900 cal yr BP,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mid Majiayao culture in eastern Qinghai Province. However, 4900–4700 cal yr BP were drought years in the region, responsible for the decline and eastward movement of prehistoric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from early-mid to late Majiayao culture. The climate turned wet again during 4700–3940 cal yr BP,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Qijia culture to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Huangshui River, including the Changning site.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