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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31个省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域（不含港澳台）。综合运用熵权法、标准差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潜力格局演变及主导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1） 中国省际间旅游发展潜力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格局，省际间区域差异随时间变化呈现出缩小—扩大—缩小的趋势。（2） 东部地区的旅游发展潜力差异最大，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区域的差异整体较小且三大经济区之间的差异也较小。（3） 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潜力的主导因素包括旅游业总收入、接待旅游总人数、床位数、第三产业从业人数、旅游院校学生数、国内外进出口总额。（4） 中国区域旅游发展潜力的四种类型区为：市场需求主导潜力区、区域供给主导潜力区、保障发展主导潜力区、经济支持主导潜力区，依据不同类型区的特征和存在问题，针对性的提出了发展对策与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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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区域综合发展潜力评价与发展对策研究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选择云南省为实证区域,建构了主导影响因素-基于层次聚类的空间叠加法,评价云南省区域综合发展潜力.全省县域综合发展潜力空间上呈现滇中高、外围低,交通干线与城镇节点区域高、乡村区域低的特点;且滇中初步形成中心-外围格局,滇东南、滇西与滇南初步形成点状.区域发展潜力与交通条件和经济发展基础呈高度正相关,综合评价将云南省分为高、中、低3类潜力区域,其发展模式分别为:技术与体制创新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有序化、高效益"的城市群发展模式;积极推动县域产业规模化、特色化、集约化集聚城镇密集区;以生态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的产业发展模式和城镇化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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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土地市场网的2010—2018年土地供应结果数据,运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和核密度估计法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开展了各工业行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化研究,并探究了不同发展阶段下工业用地供给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用地规模均呈波动性下降态势,而工业配套服务业用地却呈上升趋势。（2）长江上游地区各产业的用地规模增长受到了限制。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改变,由土地宽供应保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依靠基础设施的拉投资保增长。长江下游地区的各产业处于转型升级形成新集聚阶段,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生产。（3）研究期间,采掘业、其他工业和原材料加工业用地空间上相对集聚演变,能源供应工业、高新技术工业、工业配套服务业、食品轻纺业和现代制造业用地空间上相对均衡演变。（4）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的区域出让工业用地受政治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大;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和供地行业不同,区域发展阶段越高,对工业用地的需求越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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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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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阶段性变化,构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成因。结果表明：（1）新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既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新发展理念等新因素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2）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由下游向上游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上中游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下游地区较小,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供需不匹配现象。（3）在单一维度和综合维度上,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新因素强于传统因素,各因子的影响力排序具有一致性,旅游业发展受因子间协同作用影响更大。（4）传统因素中消费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禀赋,新因素中创新能力和绿色生产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影响,但其异质性空间效应各不相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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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生产率增长会影响区域长期经济发展,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数据（ASIF）,通过两阶段回归模型（2SLS）探讨企业与区域产业环境间的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交通类型的区域可达性的调节作用差异。结果显示：① 企业与区域间的技术关联越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会越高。② 区域可达性能够调节技术关联与企业生产率间的关系,且异质性交通网络的调节效应不同。在公路可达性高的区域内,企业生产率受到企业与区域间技术关联的影响较强;相反,提升区域铁路可达性则主要表现为削弱技术关联对企业生产率的作用。③ 区域可达性的调节效应还存在产业和空间异质性。比起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生产率与技术关联间的关系受区域可达性的影响更明显。对于不同区域,公路可达性会使东部企业的生产率更依赖技术关联,而中西部企业刚好相反;铁路可达性则能促使东部企业发生“突破性”的生产率变化,对中西部企业没有明显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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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率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总被引：12，自引：0，他引：12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政策。历经30年多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已遍布全国,其个体间的发展差异也由于不同的动力机制而日趋显著。认识和探讨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及其核心影响因素,对因地制宜制定发展策略、引导开发区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变异系数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2010年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分异,并探测了其核心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总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东中西三大区差异显著,呈现出高低高的U型格局;② 个体上,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在三大区内部存在不同分异特征,其中西部分异度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③ 探测因子决定力显示,主导三大地区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的核心要素明显不同;在所选出的5大核心影响因素中,中西东三大区呈现出由开发区内在因子主导向城市和区域性外在因子主导的转变趋势;④ 国家级经开区经济增长率及核心影响因素在三大区间的分异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开发区生命周期阶段性的演变规律。由此建议：近期内,中西部国家级经开区仍应聚焦于改进其自身发展要素;而从长远看,城市性和区域性的外部因子对经开区的影响将变得日益重要,亦即是经开区的未来发展将越来越依赖于与其所在城市和区域的有效融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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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边口岸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各主权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关键节点。本文以中俄边界往来最密切的口岸城市满洲里为例,首先,通过构建改进动态集中指数（MDCI）,将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划分为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1979—1987年）、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88—1997年）、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1998—2005年）、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2006—2015年）和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2016—2017年）。其次,应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了国家、区域、地方和个体4个尺度对满洲里口岸—城市关系影响的程度,研究表明：在全时段上,表现为国家尺度>个体尺度>地方尺度>区域尺度的关系;低水平平衡发展阶段,表现为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地方尺度和个体尺度影响较小;口岸发展稍快于城市发展阶段,以国家尺度影响为主,其中,俄罗斯影响稍大于中国,其他尺度影响均较小;口岸发展大幅快于城市发展阶段,国家、区域及个体尺度均起到了重要作用,且作用大小相对均衡;城市发展稍快于口岸发展阶段,国家尺度、区域尺度、地方尺度作用较明显,个体尺度影响弱化,其中,区域尺度影响最大,之后表现为国家尺度（俄罗斯）>地方尺度>国家尺度（中国）>个体尺度的关系。口岸与城市关系新突变点,个体尺度与国家尺度影响较大,区域尺度与地方尺度影响较小。最后,综合运用VAR模型、深度访谈等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从国家、区域、地方及个体尺度因素对口岸—城市关系演变的影响机理进行了全时段和分阶段的分析。本研究可为满洲里促进口岸—城市关系的良性发展提供多尺度视角的新思路,也可为中国广大边境地区探讨口岸—城市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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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的边界效应与边界地区发展 总被引：4，自引：0，他引：4
在城市群主导区域发展的空间背景下,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已形成一种新的边界地区。提出城市群间相互作用的边界效应模型,并重构了边界地区的发展阶段。以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及信阳市为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边界效应模型能够测度城市群间相互作用对其边界地区的可能影响;现阶段,武汉城市圈与中原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为信阳市发展提供了较大的介入机会,但尚未形成显著的边界效应,可能原因是信阳市自身的介入能力不足,说明边界效应是外部介入机会与内部介入能力耦合作用的结果;与此相对应,信阳市总体上仍处于地方化主导的发展阶段,推进区域化进程将是其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研究结论能够为城市群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边界地区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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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专家打分法与AHP法、多目标线性规划法获得指标体系的权重和评分值。构造了相对最大差异尺度和均衡度公式,界定了最优均衡度综合指标及其4种均衡状态、最优和非最优均衡趋向指标以及单项指标筛选标准,从而系统地改进了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分析方法;分析了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北部湾经济区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整体不高且地区发展不平衡,南宁处于基本可持续发展阶段,其他地级市处于准备阶段;地级市之间、地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优势差异明显。2）旅游可持续发展环境不足以及旅游业趋向过于均衡发展,促使当前与未来区域旅游发展协调处于初步可持续发展阶段,但是地区之间旅游发展环境差异小,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潜力大。3）旅游发展规划作用明显,良好的旅游业发展现状是区域旅游发展趋向于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基础。最后从基础设施、旅游社会经济地位、旅游-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城市旅游合作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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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泰尔指数和标准差系数,测度2000年~2012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的总体和省内东中西三大区域及其内部差异。结果表明:(1)山东省城镇化水平总体差异在2009年之前总体上呈现扩大趋势,2009年之后差异开始减小;(2)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中部内部的差异相比东部和西部更明显;(3)2010年之前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占主导,2010年之后三大区域之间差异对总体的贡献率占据主导地位;(4)通过分析近十年影响山东省城镇化水平差异变动的因素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因此,山东省城镇化未来的发展应该着力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其次促进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坚持"一圈一区一带"的发展战略,促进各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的协调发展,缩小差异,最终实现区域城镇可持续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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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构建包括旅游资源实力、旅游基础、旅游市场实力、旅游环境实力、经济实力和旅游发展活力6个方向、21个指标、36个具体因子的区域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从区域、地区2个层面分析了辽宁省旅游竞争力的格局。辽宁省三大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为：辽宁沿海经济带（7．98）〉全省平均（7．32）〉沈阳经济圈（7．03）〉辽西北（5．48）。从空间来看,辽宁区域旅游竞争力格局是“东强西弱,南强北弱”。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地区产业结构对辽宁地区旅游竞争力具有明显的影响作用,第三产业发达的地区,作为第三产业组成部分的旅游业发展优势明显,而第一产业比重较大的地区对旅游业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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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天山北坡经济带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投资和城镇集聚基本特征基础之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定量分析了固定资产投资对该地区城镇集聚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天山北坡经济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各县市分布相对集中于区域中心城市,呈现明显的“序位-规模”分布,具有行政区经济的特点,政府主导度与投资集中度成反向关系;（2）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城镇集聚过程首先以经济集聚和土地的非农化过程为主,其次是城镇人口的集聚,最后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3）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政府行政力是推动天山北坡经济带城镇集聚的重要力量之一,其对行政级别越高,工业化水平越高城镇的集聚作用更强;（4）不同时期天山北坡经济带固定资产投资对城镇集聚的作用效应并不相同,初期投资主要促进城镇人口和空间规模的扩大,对城镇经济集聚作用较小;末期投资对城镇经济集聚、人口与空间规模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社会人均基础设施及生活水平有较小的负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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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是具有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其内部产业效率状态是城市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的基础。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南京都市圈内六市四县以及巢湖市市区的产业效率进行分析和空间刻画,结果表明：南京都市圈内产业效率的市域差异,呈现由“中心式结构”向“双核式结构”的过渡趋势,整体产业效率走向相对均衡发展,其中产业效率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状态;南京都市圈整体产业效率演化状态趋于增长,其中第二产业的产业效率演化在整个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南京都市圈内的产业效率与其经济实力存在强正相关,经济实力时空格局与南京都市圈产业效率演变的格局基本一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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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07年的统计数据,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空间结构4个方面,对云南省和所有16个市州级区域的工业化水平进行分析评价。根据经典工业化理论选定区域工业化综合评价体系的构成指标,引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著名学者所构建的判断中国地区工业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标志值作为判断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进程不同阶段的标志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采用加法合成法来构造计算反映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进程的综合指数。根据综合指数判断云南省和各市州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分析出云南省区域工业化进程的区域分异结构特征,为深入研究云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制定战略政策以及空间管制提供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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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与新格局 总被引：106，自引：22，他引：84
本文阐述了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在区域层面上的反应,分析了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及所形成的新格局。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水资源、交通等传统因素的作用就逐渐下降。经济国际化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明显改变着我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信息、科技、生态环境、体制创新等都成为影响我国区域发展的新因素。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近年来,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全面扩大,工业化水平的地区性和地带性差异更为明显。几十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我国产业布局特别是工业布局,近年来发生了较大尺度的空间转移。在区域发展新格局形成过程中,我国区域发展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严重倾向:大多数地区应该重视基础产业的发展及其现代化,一些地区不适宜大规模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部分高速增长地区的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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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俊 《资源与生态学报(英文版)》2021,12(1):68-79
产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引擎。产业生态化是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高级形态,引导着产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实施产业生态化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与有效途径。文章基于2003–2018年中国西部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的空间发展趋势,利用PVAR模型的实证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考察三者之间在长期状态下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工业化、城镇化与产业生态化在短期因果关系很难显现,滞后三期(三年)时,三者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并且产业生态化与工业化促进了城镇化,产业生态化对城镇化的影响系数为0.4612,但工业化与城镇化却对产业生态化呈负面影响,每提高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产业生态化将分别降低0.2261、0.2850个百分点。随着滞后期的延长,产业生态化的解释能力要优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产业生态化是具备较强的自我积累的发展机制,城镇化的自我积累机制不明显甚至产生减退情况。通过发挥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作用,摆脱内部不平衡的发展局面,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相促进。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基础上,实施"绿色生产",大力推进产业生态化,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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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多地少、土地资源极度稀缺紧张、且正处在加速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落实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地区社会经济、居民生活以及资金短缺之间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城镇建设用地不仅是城镇人口城镇化、产业就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基础服务设施城镇化)的外在表征,更是一个国家(地区)资源使用效率、经济发展模式(集约抑或粗放)、社会公平公正(城镇基本服务设施的均等化)主要参考指标。故此,为了考查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性,该文借用非协调性指数模型、分别评价城镇建设用地投入与城镇人口、GDP、地方财政税收、产业就业非农化以及社会非农化之间的非协调程度,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总体而言是比较协调的,从各单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来看,城镇建设用地投入至于各变量指标而言大体可以分为超前、滞后和相对协调三种类型,其中上海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以及当前户籍管理体制的作用而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超前发展(粗放式发展)。最后就如何推进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投入的协调发展提供建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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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过高,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约束的变化威胁着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的制度基础及经济条件,本文提出了资源规制的概念。资源规制是政府规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其目的在于调节和控制区域发展,是政府对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经营和保护等行为的约束。资源规制包括了两层涵义:一是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二是以自然资源为工具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我国资源规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由法律规制、规划规制、标准规制和具体的指标规制四个层次构成,而其他的社会参与、监督、监测、评价和奖惩对于资源规制框架的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的资源规制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规制上,而对于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规制力度则较弱。总体来说,我国的资源法律规制、规划规制和标准规制的基本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具体的指标规制则较为分散和破碎,建立完善的资源规制体系仍任重道远。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