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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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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Huiyuan LIU Guihuan WANG Jinnan WAN Jun 《中国地理科学(英文版)》2007,17(2):179-185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of the watersheds in China is being confronted with a lot of problems such as soil and water erosion, water pollution at present. Therefore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is becoming a question of common interest.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the major problems and their origins in the watershed protection in China,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oncerned policies including relative rules and laws, financial policies and water right transaction policies. Simultaneously the paper reviews the practices carried out in China, including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western China, the trans-provincial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 and the small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eco-compensation practices and the future policy requirement, this paper finally puts forward four key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the watershed eco-compensation of China in the future.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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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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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我国集中连片重点贫困区生态补偿研究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本文基于2010年Landsat TM/ETM+数据,HJ-1卫星CCD数据,MODIS17A3净初级生产力数据和土壤,气候的地面实测数据,采用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基础的区域差异化生态补偿估算方法,对中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研究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14个集中连片贫困区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达20 627.4亿元,与同年该区域GDP总量 22 096.2亿元大体相当,在南疆三地州,四省藏区和西藏片区3个西部片区,每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GDP总量的2-12倍,这对保障中国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在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生态补偿所需资金每年约为1971.0亿元,平均每县约为2.9亿元.目前,国家给予的生态补偿资金与此相比严重不足,即使是接受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其各县市平均每年接受补偿资金也仅为0.94亿元,不到所需金额的1/3.生态补偿资金不足不但给各片区扶贫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风险.因此,生态补偿资金增量的投入可能是解决集中连片特困区贫困问题关键所在,在此增量补偿资金基础上,集中连片特困区可建立以国家购买生态产品为主,开发性扶贫增长为辅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这可能是彻底解决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的基本途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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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及内涵研究 总被引：7，自引：1，他引：6
地理学以环境-社会-人类动态的综合思维,以区域综合、区域间的相互关系、尺度间的相互转换等系统研究地球表层的性质和运动规律,“人-地”地域系统是其研究核心。生态补偿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具有“人-地”地域系统的半开放性、非稳定性以及或然性特征。本文分析了生态补偿作为地理学研究命题的一般特征及其内涵。对于生态补偿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命题的判断,依据在于自然地域系统厘定了生态补偿参与主体的基本关系、经济地理格局决定了生态补偿的空间差异、地域人文环境影响了生态补偿政策的制定及其补偿形式、地理学方法为生态补偿提供了技术与平台。区域是解读生态补偿问题的突破口,区域结构是制定生态补偿政策的重要参考、区域发展外部性是开展生态补偿的科学依据、地理要素资源的区域权属是确定生态补偿主客体的依据,生态补偿研究具有“区域-差异-尺度”的地理学分析范式。生态补偿的地理学特征表现在区域性、差异性、综合性、动态性等方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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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草地生态系统退化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生态补偿机制(PES)是为了草地生态系统的恢复/保护,采取补贴或支付费用的方式,改变使用者资源利用方式的制度安排。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需要全面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如环境效益的滞后性,不可预见的监督、管理成本和社会经济目标(足额补偿标准、公平)的实现。本文的目标是通过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的对比(选取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德国勃兰登堡州为案例区域进行研究),为今后中德两国的生态补偿理论和实践提供依据。研究着重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德两国生态补偿的实施框架,目标人群,实施效果评估等。研究结果表明,由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农户作为最基层的执行单位和实施者,其参与的主动性不够,中德两国生态补偿措施实施的成效有待提高。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今后生态补偿项目设计中,中国应侧重于项目实施的监控和管理制度;而德国应在空间目标规划和具体管理措施和方式等方面进行完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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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拟耕地流动的视角构建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开展区际农业生态补偿支付/受偿区域划分和补偿标准测算的研究。结果表明：① 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虚拟耕地净流量（输入量与输出量的差额）指标划分区际农业生态补偿的支付/受偿区域。对于净流量为负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占用了其他区域的耕地资源,应该支付相应的生态补偿。对于净流量为正的分室,通过虚拟耕地流动被其他区域占用了耕地资源,应得到生态补偿。区际农业生态补偿额度应包含对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投资成本以及占用农业资源使其牺牲的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并由管理平台统一收缴和分发。② 2004年以后虚拟耕地流动格局基本上保持稳定,只有个别省市（甘肃和云南）由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在空间上表现为“北耕南流”的格局。③ 受偿区域（15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支付区域（16个省市）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和西南地区。④ 研究期内年均总受偿额度为1472.58亿元,处于高受偿省份（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南）年均受偿额度都在150亿元以上。研究期内年均总支付额度为543.10亿元,其中,处于高支付区域的省份（浙江、广东、北京、福建）年均支付额度都在40亿元以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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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域水治理中的尺度重构：以东江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水治理往往呈现地理空间上的跨区域性、组织制度上的多层级性以及管理单位上的跨部门性等多尺度特征。本文以珠江水系干流之一——东江的水资源跨域分配、开发与保护等治理过程为例,采用“物质-组织-表达”的尺度框架,分析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东江水资源相关政策从出台到执行过程中所经历的多次尺度重构。主要结论如下：（1）总体上,国家在东江水供港和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等跨域水治理政策出台和执行过程的各个阶段都掌握着主导权,同时各级政府、民众和相关团体组织等也开展针对东江用水的尺度争夺。（2）物质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政治背景的变迁,东江水治理在政治尺度和生态尺度之间切换并存。（3）组织空间上,横向和纵向的尺度重构在东江水跨域开发和治理的过程中同时发生。（4）话语表达空间上,国家和地方的众多行为体都在尝试塑造针对东江水治理的话语,这些话语将不同的主体纳入到东江水开发与治理的框架之内或将其排除在外,实现尺度的重组。 相似文献